在十几二十几层的高楼大厦顶端，圈占数以百平方米计的公共空间，堆起层层叠叠的假山，或者建起飞檐斗拱、亭台庙宇，甚至蓄一池清水来种莲养鱼。从北京到苏州，到深圳，再到郑州，一系列“最牛违建”近日来连续曝光，如此大胆出格、匪夷所思的“想像力”足以让人们惊呆。

　　人们自然而然便愤慨“有钱人”的跋扈和嚣张。也难怪，这样高难度、大工程量的违建自然不是一夜就能建成。比如，北京人济山庄庞大的“空中别墅”，据说花了6年时间，在这样可算漫长的施工过程中，有关监管部门哪儿去了？深圳那座“空中庙宇”几年内持续遭到其他业主举报投诉，为什么仍能岿然不动？于是，人们当然会对这些违建业主的所谓“特殊身份”和“后台”滋生出各种猜疑和积怨。

　　好在，在有关部门此番显示出的整治违建的决心之下，这些“著名”违建日前相继收到执法通知，被列为执法对象，人们都拭目以待，期待能有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执法结果。这当然非常必要。然而，“最牛违建”因其招摇而人人喊打，如果我们只是愤慨于这种招摇，仅仅满足于对所谓“特殊者”、“有钱人”的最终惩治，为一场有力的执法行动而欢呼，以为这样一来问题就似乎得到了解决，那么我们无疑就会错过探寻、反思这一问题背后的深层因素的可能。

　　撇开那些赚人眼球的豪华违建，看看我们的身边，屋顶上“种”房、搭铁皮屋等各种不起眼的“小型”私搭乱建，难道不是随处可见，简直习以为常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违建长期以来得不到该有的监管和惩治，似乎并不能仅仅用监管部门畏于权势后台和富人嚣张这种理由来简单解释。这其中既有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也有监管机制的不顺畅不健全，同时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试问，如果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旦有机会、有可能、有能力，又有多少人能够不产生违建的冲动，或者有冲动而不付诸实施？无论最牛违建，还是普通违建，本质上都是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直接或间接侵犯。事实上，人们如此普遍地热衷于各种私搭乱建，其内里其实是对公共空间缺乏应有的敬畏，缺乏明晰的界限感，因而常常会毫无心理障碍地跨过“红线”，自觉不自觉地侵害公共空间，从而妨害他人利益。

　　稍稍留心观察一下我们周边，几乎随处能看到这种社会深层心理的外在体现。有多少小区的公共绿地被邻居们随意圈占，用于自家种瓜种菜？有多少人在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而心安理得？有多少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而旁若无人？又有多少人在景区、街道随手乱扔垃圾而毫不知耻？

　　当然，我不能说，一个毫无心理障碍在小区公共绿地里种瓜种菜的人，如果他有一天有权有势有能力，就必然会搞出“空中别墅”来；当然，圈占绿地和庞大的违建所带来的危害也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两者背后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一个社会普遍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和敬畏，不能对个人自由和他人利益的界限有充分自觉，那么这种社会心理的土壤，加上缺少有效的监管，自然也就会“长”出大大小小如此之多的违建，然后在大大小小各种违建的塔基之上，又“长”出“最牛违建”这样夸张而极端的畸型之果。

　　“最牛违建”该让人们警惕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其主人的权势，也不是所谓“富人”的跋扈嚣张，而更应该是滋养出它们的社会心理和土壤。（包丽敏）

(责编：浩轩、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