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有三项研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项是国情研究，不时有成果让人精神振奋；一项是假日研究，取消黄金周，影响巨大，已部分变成政策。还有一项是养老金和退休政策研究，近两年极受关注。

　　其实，清华大学的这第三项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养老金和退休政策研究，容易给人误解，并不符合他们的学术取向。以他们的观点来说，这项研究应该叫“延迟领取养老金和延迟退休政策研究”才算合适。是的，他们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延迟”。

　　先前，他们研究的是延迟退休，告诉大家应该65岁退休。起先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观点，但很快发现这不只是观点而已，而是政策吹风，因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马上接过话头，表示延迟退休势在必行，正在研究，而且要迅速出台办法。

　　时代真的是变了。像“政策吹风”，以前都是从政策部门吹出来、吹下来的，其他人等不得妄议。这固能显出行政权力非常雄壮，但权力部门包打天下，难免有公众参与度小、不讲究科学决策之嫌。现在变了，政策吹风要由学者、企业家、“业界人士”等来做。企业家和业界人士说话，这就算社会呼声了；学者说话，则算是尊重科学。权力部门再来出台办法，就显得决策既民主又科学，兼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官产学”，结合是很好的。

　　清华大学延迟退休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就在走“决策科学”的形式，相关部门已表示赞许，并接过话头。只是企业家还没有说话，他们可是更愿意雇佣35岁以下的人员，这样，以示“决策民主”的方面没有响应。再加上，延迟退休虽然大受官员群体的喜爱，却伤害到每个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反弹也很大。

　　于是延迟退休方案的“急行军”就搁了浅，但决策部门虽表示暂不可行，还是打下了活扣，要继续研究。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获得进展，提出“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岁”的精确结论，跟65岁退休的延迟方案很接近。普通人望文生义，或对“最优退休年龄”无法理解，或以为最优退休年龄必是说这样对劳动者的延年益寿最优。但专家是另有出发点的，那就是怎样能够把退休金的支出账算到最优。算法是，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期望寿命有78.64岁，而平均参加工作年龄约18岁，用公式一算，最优退休年龄就出来了。按这种算法，人均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为12年。

　　现在，清华大学的最新研究是先延迟领取退休金，再延迟退休，经过一些年过渡，实现65岁退休立即领取退休金。这就把延迟领养老金和延迟退休结合起来了，延迟领养老金，说到底是为延迟退休做准备。总而言之，这又是一个“减少养老支出”的方案。

　　减少政府的公共支出，是献策的前提吗？否则，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总是这类把公共福利当包袱甩掉的献策，并屡获成功呢？你可以在60岁退休，但不能领养老金，今后延迟到65岁退休了，养老金就可以及时领了，说来说去，不就是省钱吗？前不久刚刚宣布了“养老变成朝阳产业”，养老要产业化了，养老金却不能退休即领，这怎么能够实现“老人拉动内需”的目标呢？发钱要省，花钱要凶，既要减少养老金支出，又要让老人去拉动内需，岂不是相互矛盾？但何时退休、养老金何时领取，对那些正在工作的人们，难道不是一项早已做出的承诺吗，临到兑现时变卦，政策信用还要不要？

　　这都是些顶层设计，设计的大思路就是让人们多出血？底层只是被设计的对象吗？他们是否应参与顶层设计，而不只是被顶层设计的时候，由别人来做“承受力”的考量，看他们能够承受多大的出血量？

　　为权力部门献策，为企业家献策，都是有利可图的，或有名或有利，或者名利双收。为普通人献策，这沉默的大多数却无法支付“献策费”、“设计费”，这大概是为什么专家学者献出的计策大多不能“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原因吧。(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原标题：[个论]刘洪波专栏：献策为何总盯着“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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