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侨报》8月28日文章，原题：温州之恙 头疼别医头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独树一帜的温州近来可能得了多动症。先是在楼市限购令的松与不松之间捉放曹，后又密集出台调整农民权益、民间资本的零星政策。其背景正如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近日所指，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温州大多数经济增长指标在浙江垫底。而温州模式的光环被炒房团、空心化、地方债挤掉更是由来已久。

　　这一轮的官方作为和媒体考问，有一种“救温州模式”与“去温州模式”杂糅的味道。上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经济又被称作“小狗经济”，遍地小家族企业、小家庭作坊。它与为大工业配套的苏南集体经济、与依靠外资发展的广东代工经济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的“无为”。

　　舆论多将温州当下的“疮疤”指向信用上过于依赖私德、小圈子，行动中哄抢投机、恶性竞争，担当上只为逐利，缺乏企业家精神。但私营企业贷款难、炒房与实业收益不平衡，难道是温州人所催生、温州经济所独有的吗？况且，在对逐利或竞争不设限的法国和日本，家族企业分别进化出定制、精工两种成功的经营模式，可见家族经济也根本就不是问题。

　　当下温州经济之弊，根源仍是金融系统对民营经济体的歧视、地方财政对土地经济的痴迷。那些挽救信用、遏制投机的“救”与“去”泛泛之说，何尝不仍是基于对温州模式的误会呢？因为民间借贷也好，掏空实业也好，不过是人在既定框架下的经济选择。

　　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 就沦于苟且;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纵观中国历史，后一种情形俯拾皆是。“小圈子”固然亲疏有别、自我划界，但又是“普遍不公”下的一种纠偏和局部救治。哪一次旧社会的改良，不有赖于“小圈子”的发力？

　　由此可见，温州模式之兴在于民间力量、个人意识被空前激发了出来。温州模式过去证明、今天也可以证明：改革开放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性格。如果温州模式有怎样的“疮疤”变得刺眼，那一定说明思想解放亟待深入、改革开放亟待推进，譬如在非公民社会中寻找“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荒唐的。

　　所以说，“救温州模式”与“去温州模式”问题皆深化改革问题，“救”改革本身之利，“去”改革对象之弊。“温州模式之痛”，与其说是“步子大了扯到蛋”，更像是肝火旺而肾阴虚，神经管控方面的症状正好是多动。这类病患，应该嘴巴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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