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安中院27日下午发布的公告，该院将于30日9时30分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杨达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据悉，西安中院审理该案不会参考“薄熙来案”对庭审过程进行微博直播。（8月29日《京华时报》）

　　刚刚结束的“济南审判”举世关注，看点之一来自庭审的公开透明。公开程度远超人们事前期待，可谓创下了刑事审判的历史先河。法院运用微博这一新媒体工具全程直播，对控辩双方详尽披露，将“看得见的正义”落到实处，受到国内外关注者的高度评价，使中国普罗大众乃至国际社会经由这一个案，感受到了中国司法不一样的“面貌”。

　　早在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提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随后，这一代表性思想逐渐被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确认，并作为司法原则。该原则的要义有两点：一是庭审和判决公开，二是犯罪证据公开，公众可旁听，媒体可报道。

　　作为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使其成为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从法律上看，我国审判公开既有宪法的原则依据，也有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的具体规定。要建设法治社会，法院就有责任和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全面推进审判公开。

　　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导致审判公开在现实中难以落实，饱受质疑。例如，很多法院须查验身份证才允许进入；未经法庭允许的记录、拍照、录音、摄像，一般会被严厉制止；记者采访案件常常要经过繁琐的批准程序……法院本是最公开、最透明、最开放的地方，但“人们自由进入法庭旁听”却成为问题。实践中，法院不是创造条件扩大旁听，而是强化管理制造障碍限制进入，对专司舆论监督的媒体也不是特别优待反而严格限制。种种难以冲破的现实障碍，导致审判公开沦为形式，缺乏实质意义。

　　实际上，即使开明一点，依照法律做到庭审允许群众旁听，记者报道，也远远不够。审判公开要实现法谚“正义必须得到实现，而且必须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所描绘的那种良好状态，只强调对群众和媒体的公开就太幼稚了。审判公开，要达到有效展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实质公开比形式公开更重要和必要。不仅仅有流程的公开，还要有举证公开、质证公开、认证公开、判决公开（包括判决理由，适用法律，判决结果）。人们对公开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只有更多的细节才更接近表达公正。

　　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依照法律有些案件不适合公开审判），审判公开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审判活动的公开不仅能提高审判的公正性，而且能使这种公正性充分凸现出来，激发公众建立对司法的信心。一个重大案件审判公开，使公众能够“近距离”掌握信息，不仅能积极的引导人们去了解审判运作的过程，而且会重塑司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增强对司法公正的信念，这一点是司法神秘主义主导下的秘密审判根本无法做到的。

　　“济南审判”就是很好的范例，它证明了“公开越多，公信越高”。从道理上讲，越是公开透明，越会让人们更信任，哪怕公开的内容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人们也会有所原谅，而研究也表明，公众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了解的越多，对司法制度的信赖感越强；反之，司法越是搞神秘化，人们越是不了解，就越容易加剧不信任感。公开是公信之本，道理谁都懂。

　　不是不想公开，而恐怕是不敢公开。审判公开乃至司法公开的障碍实在太多，有来自思想观念、政策意识的，有来自内部运作、体制机制的，也有来自科技装备、官场文化的。可以说，既有法院外部司法环境的因素，也有法院内部司法权威的考量。从而导致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义务履行的难以让人满意，法律尚未规定但符合法治要求的审判公开权利发挥的难以让人钦佩。

　　法官嫖娼事件发生后，使本已脆弱不堪的司法公信几乎荡然无存，如何挽回司法公信成为当下之急。幸运的是，“济南审判”展现出了司法审判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为各级各地法院审判树立了司法透明的“榜样”和“模板”，形成了示范和参照效应。

　　在这样的良好形势下，接下来的一些重大案件审判完全可以参照“济南审判”这一典范案例，借助官方微博直播，进一步做好公开透明的审判公开。这样做，既是对“济南审判”后人们高涨的法治要求的顺势回应，也是对法治建设的极大贡献；同时，以此为契点，让一批重大案件透明公开，也有助于摆脱济南审判“司法特供”之疑，在整体上切切实实推进司法公开。

　　公开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重大案件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会给公众留下任何好感。不公开，人们尽可以漫无边际去猜测，去挖掘；没有正面消息，人们只能传播、放大“小道消息”。身正不怕影子歪，通过自媒体，主要是微博，只要严格依据事实发布信息，就不怕面对网民和社会。要知道，实质正义，永远不会因为躲避而缺席。

　　文/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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