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雷语”，频遭曝光。上海浦东近日出台《浦东新区行政首长问责办法》，正式将“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与职务身份不相符合等行为，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写入问责条款。（8月29日《新闻晨报》）

　　在微博时代，官员口出“雷语”，总能引起裂变式传播，沦为公众的热门谈资。在此语境下，浦东出台新规——官员非但会因履职乏力被究责，说了“雷语”致不良影响的，也会被问责，受到广泛关注。它与问责“雷语”的坊间呼声相呼应，也为处理“雷语”官员提供了规章借鉴。

　　姿态傲慢，惹人生厌，是官员“雷语”的常见特征。新华社曾把官员“雷语”分为三种类型：狂妄嚣张型，如“你替谁说话”；愚蠢无知型，如“（江豚）不好吃干吗要保护？”；轻浮随意型，如“不要考虑太长远”的“神回复”。也正因其口无遮拦、语出雷人，所以激起不小波澜，也动辄得咎。

　　平心而论，官员也是人，有时情急之下，难免会说错话。言与行终属两个范畴，对官员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若官员“雷语”纯属口误，且予以澄清，或许无需苛责。毕竟，撇开“行”，单纯计较官员的“言”，意义不大。

　　但从公共伦理的层面讲，官员发言，有时会带有公共属性，而非“仅代表个人看法”。其公职身份，制约了其言论边界。对官员而言，即便是个性化表达，也该恪守公共理性，体现权力谦抑，而不能信口开河，罔顾民众感受。

　　都说“言为心声”，很多时候，官员“雷语”，也是其心迹的表露。比如说，“警察不打人，那养来干吗”，就投射出某种病态认知：警察应“家丁化”，而非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它看似不经意，却是有些官员价值扭曲的写照。较之于“雷语”的听觉冲击，它内含的无视规则、蔑视监督的心态，更值得剖析。

　　不少“雷语”，之所以令公众很受伤，原因不难想见：它不是简单的口误，而是“特权病”的发作，是官僚心态的透视镜。它背离了为官伦理、干群关系，也折射了价值观的错位。所以说，“雷语”频现，根源就在“官念”的跑偏。

　　当然，也有些“雷语”的出现，可归因于官员“不接地气”，不善于公共表达，尤其是网络拓宽了监督路径的情境下，其僵滞的表达方式跟不上社会需要。这种脱节，也造成其发言的“不合时宜”。

　　无论如何，官员“雷语”之害，都不容小觑。它会荼毒官场话语体系，也撕裂干群生态。而重视“雷语”，也非小题大做：只有对有些“雷语”问责，并剖析背后的病态化“官念”，才能纠偏，让“雷语”销声匿迹。

　　浦东对致不良影响的“雷语”问责，就对接了“让官员因言获罪”的诉求：官员“雷语”，或代表着公权失范，岂能容其稳坐钓鱼台？而在时下，对“雷语”官员的惩治，多因“雷语”引起舆论反感，在“媒治”效应下敷衍性追责。而将对“雷语”问责纳入法规，实现其常态化，则是填补惩治无据的“空白区”。

　　问责“雷语”，不能只是循声找人，令其“因言获罪”，更应解剖跑偏的“官念”。而对影响恶劣的“雷语”进行制度化问责，则是尤为重要的一步。（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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