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如同人际交往，本是很正常的事儿。或上级部门前来指导、检查工作，或同行交流经验、互通情况，或部门之间洽谈事务，等等，误了餐时，出于尽地主之谊，让来宾来客“果腹”一番，似不应有异议。《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对“招待费”作了明确界定：“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同时对“开支标准”也作了量化的设定：“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2%”（注意：这里“公务费”涵盖了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显然，公款吃喝的开销是微乎其微的，倘若不是以“小额、必需、合理”为原则，这些制度规定的“用餐费”是难以应酬的。

　　也没听说哪一天、哪一部门下令《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作废了，但它确乎已经形同虚设，宛如一个“稻草人”，孰受其制约？近些年来，虽说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大吃大喝，但“三公”之一的公款吃喝的费用依然连年攀升，深受社会诟病，业已成为腐败的一个表征。

　　2012年5月，浙江省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工作餐制度，严格执行公务卡消费制度；禁止午餐饮酒，禁止同城接待，禁止超规格接待”。同年6月底，又下发“实施细则”，对公务接待作了细化和量化，诸如：标准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不得多于客人数，还规定哪些山珍海味、酒烟不得上桌。这项公务接待改革实施一年多来，“舌尖上的腐败”已得到了有效遏制。据近期《瞭望》新闻周刊披露：2012年温州全市公务接待费比2011年下降23%，2013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9.78%，其中市直机关单位月均接待费比2012年月均数下降59%。

　　我很支持温州市对公务接待进行细化和量化的做法，它使得一些饕餮之徒无法利用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禁令”来打“擦边球”。我更为激赏其“在群众眼皮底下点菜”的举措。

　　温州市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从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入手，确保这项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恰如该市纪委常委林战骁所说：“在实际操作中，公务接待的边界有时难以明确，招待谁不招待谁，如何招待，很难完全准确把握。为此，我们实行接待信息公开，各单位每月必须在政务公开栏或局域网公开本单位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及支出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让公务接待始终在群众的眼皮底下点菜。”设定的标准很低，且标准具有刚性，招待费用公开化，不论哪位长官，谁超标谁“吃不了兜着走”。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芬兰中央银行行长下野的轶事。在这个“廉洁指数”始终名列前茅的国度里，任何官员的公务接待都得上网公示。一次，这位行长在宴会上替客人点了一道鹅肝，一经公示，公众认为“超标”，媒体曝光，众议哗然，结果他无奈引咎辞职。温州公务接待改革仅一年多，似尚未出现“超标”现象，日后倘有，切莫“下不为例”！

　　任何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是由一定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人来完成的。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形下，权力资源的掌控者往往自由地把握制度落实的“度”。我们要采用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制约或矫正这个弱点，具体到公务接待改革的问题上，最为有效的制约方式就是将其透明化、民主化，既要公开财政预算，更要公布开支账目，在群众眼皮底下“点菜”。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要旨就是督促党和政府部门走群众路线，在领导干部中发扬光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像温州市实行“在群众眼皮底下点菜”的举措，公务接待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自是相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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