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这是恩格斯关于“技术决定战术”的经典论述。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军事理论不断创新，这是对“技术决定战术”规律的能动反映。然而信息化条件下，还需要我们从逆向思维角度去思考军事理论创新的时代品质和要求。

军事理论创新要克服“技术主导”的片面性。技术虽然决定战术，但也应看到战术对技术的反作用，既要加快军事技术研发，还要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加快战术变革的步伐，创新军事理论。能否根据战争的发展变化创新军事理论，是一支军队驾驭未来战争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信息化条件下，军事理论的巨大作用更加突显，“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种带有明显时代特点的做法，正在逐步削弱“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传统军事理论思维的主导地位，军事实践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先进军事理论的牵引和指导。军事理论创新要避免走入“技术主导”的认识误区，更加彰显主动牵引军事实践这一时代价值。

军事理论创新要打破相对于技术的“滞后效应”。在军事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战术滞后于军事技术进步的现象长期存在。而在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技术飞速发展，战争进程大大加快，要求军事理论创新不能总是步技术发展的后尘，要能够打破“滞后效应”，体现前瞻性思维的时代特点。面对新军事变革，军事理论创新要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要求，努力构建适合于信息化军事形态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回答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的问题，更要对“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问题作出科学预见。军事理论创新的维度要前伸，敢于进入陌生领域和新型作战空间，全面深刻地解读未来战争，超前性地牵引出能力、技术、装备、训练等方面的需求，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成为推进军队建设转型的内在驱动。

军事理论创新要保持“先发”优势。战争准备不仅仅是兵力、物资等方面的准备，还包括军事理论方面的准备。 “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信息化、精确化、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出现，人们改造战争的能动性大大增强，使得设计战争由一种理论空想逐渐转变成理论实践。先悟者明，先手者利，着眼未来战争需要进行军事理论创新预置是赢得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必然选择。在战略实施上坚持积极防御和后发制人的前提下，应在战略准备上保持“先发”优势，而军事理论创新越来越成为“先为不可胜”的重要内容。我们往往承认军事技术方面的差距，但却看不到或不大愿意承认军事理论创新方面的差距。在“剑不如人”，物质技术条件还存在着代差或处于非对称劣势的时候，更要做到“剑法高于人”，努力获取军事理论创新的非对称优势。

军事理论创新要实现“跨越式”预置。相对于西方国家军事变革以科技群体的重大突破和武器装备水平的大幅提升为前提与基础，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军队组织形态发生相应变革的模式，处于后发位置上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能采取先技术后理论的按部就班模式，否则将被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远远抛在后面。在客观物质技术条件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军事理论“跨越式”预置，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理性选择。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后发优势，创造和补足军事变革物质技术条件的同时，更需要突破传统军事理论创新思维定势的限囿，深刻认识和把握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发展。

应该看到，当前在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军事领域的理论创新更是如火如荼，迟滞不前就意味着倒退。世界各国军队都着眼未来战争的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度创新发展信息化军事理论。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要想在军事理论创新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把军事理论创新置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创新的首位，瞄准未来战争的需要进行超前预置，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系统性研究，努力抢占军事理论创新的战略制高点。

原标题：理论预置：对“技术决定战术”的逆思考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