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10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交易场网站9月8日刊登题为《中国的消费繁荣》一文，作者是斯科特·萨姆纳。文章称，中国确实存在重大的经济问题，其具体体现就是生产率的下降和债务水平的飙升。

　　文章指出，中共新领导层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改革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便使经济在2020年之前一直能够保持7%左右的增速。这并非易事。中国需要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效率，开发更加适当的融资来源。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那么随着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经济调整最终自然而然地便会发生，并不需要从一开始把经济调整看作一个固有的目标。

　　以下是一些意见：

　　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很可能是因为高投资率。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有人会说，高投资率损害了中国消费者。事实上，中国比韩国起步晚意味着，与这个亚洲小龙相比，中国的投资和GDP之间的比率应当在更高的水平达到顶峰。

　　第二，对中国消费者构成损害的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是对的，如果中国希望在2020年之前保持7%的经济增速，那么中国必须继续对经济进行改革。11月的会议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作者认为，他们将进一步进行改革，而中国将继续繁荣。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9日刊文称，中国指望着消费能成为下一个增长动力。但中产阶级的实际规模却远远小于那些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可能显示的数量，因为个人收入占经济的比例仍然很低。

　　文章指出，与美国不同，中国消费者的储蓄规模庞大。但地方政府负担着高额债务。金融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大笔举债进行投资。多年来，融资建造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但这种做法挤压了私营企业的增长，而这种增长却可以实现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称，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实施再平衡。为避免在这过程中出现不当的估算，中国可能需要同时变得更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文章说，在根本上，地方政府应该重新定位它们的角色——从积极但常常低效的经济参与者转变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它们创造了诱人但虚幻的短期效应，却把国家引向了不可持续的后果。在一个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中，资金可能会更加有效地分配给私营企业，从而创造就业，提高人民收入。中国应该把重点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转移到增加中产阶级规模上。

　　文章指出，中国可以通过税收、社会福利、教育和培训来调整收入分配，平衡城乡差距，以及那些处在过渡时期人群的收入状况。中国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落后于新加坡，更不要说北欧国家了。相比浪费的城市扩张，教育和公共房屋也许才是政府的最好投资——同时推动增长和实现平等——尽管它们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体现。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