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一百多年立国之路上,日本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文化战略:一方面通过彻底异化、丑化、妖魔化中国和朝鲜等亚洲邻国,使日本从亚洲文化中完全独立出来,超脱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否定现代中国对于古代中华文化、仁义忠信的儒家传统的继承,将日本定位为这一伟大东方传统的正朔,借以使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同时,在文化上凌驾于西方之上。即是说,日本近现代的大转型,在“脱亚入欧”这个基本运动之上,还贯穿了另一个“超亚超欧”的文化战略。

　　不难看出,在这个文化战略中,中国是最大的牺牲品,而且是二次牺牲。首先,日本将现代中国与日本自身对立起来,通过全面否定前者,将后者各方面的“优越”反衬出来。接着,再将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对立起来,通过全面否定前者,使后者成为日本独享的文化优势。

在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民族主义膨胀、急于重新塑造其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时期,盛行一时的“日本人论”,大多是靠否定中国来完成的,典型的论述如——“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而日本国民的优点则通过对照和反证的方式归纳出来,例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所列:1)忠君爱国;2)崇敬祖先、重视家名;3)现世、实际;4)喜欢草木、热爱自然;5)乐天洒脱;6)淡泊潇洒;7)美丽纤巧;8)清净洁白;9)彬彬有礼;10)温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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