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的蓝天数字像“黄鼠狼看鸡”一样日渐稀少的时候，“史上最严”的环保政策，也许可以适度安抚民众的焦虑。日前，环保部、发改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在提出一系列防治硬措施外，明确表示，在重污染天气情况下，重污染企业限产停产、建筑工地停止土方作业、机动车限行、中小学校停课。

毋庸讳言的是，近年来，伴随着GDP的急速飙涨，中国生态环境确实承载了过重的压力。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空气污染形势严峻，加快治理空气污染刻不容缓。目前全国113个重点监测PM2.5的城市，有80%城市不达标，譬如北京，空气质量改善至少要提速2-3倍才可以完成规定的目标。

从9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新鲜出炉，短短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这足以说明顶层设计对大气治污问题的姿态与取向，而媒体也普遍将之解读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全面提速”。

只是，治理大气污染，提速还不够，关键还须“提神”。

眼下的大气污染，涉及能源结构、产业、交通、建筑、农业及社会生活等六方面。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或者各人自扫门前雪，再好的制度安排也终究是纸上谈兵。“提神”的制度，应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严于问责。譬如根据实施细则，“国务院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目标有了，谁来监督、谁来问责、如何厘清权责利之间的关系，这都是亟待回应的核心问题。

根据大气治理“国十条”，国家每月公布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和最好的10个城市的名单。各省（区、市）要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键表示，之所以要进行空气质量排名，目的是为了监督地方政府，“老排在最后一个，那市长你自己看着办。”但也正如不少论者所言，要是“市长”不怕丢脸，基于官德之上的道德自觉能倒逼出称职的职能作为吗？

二是管好钱事。治污既关系到投入，也关联到污染产业的产出。这里应该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地方政府要舍得为干净的空气让“钱”。譬如根据大气治理“国十条”，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那么，地方财政会不会继续“恋战”？

其次是防控大气污染不能总想着收钱。在不少城市，机动车对环境空气中PM2.5的贡献率达到15-20%，而在中心城区，机动车已成为大气污染的最主要来源。于是，“拥堵费”、“排污费”等收费创意不绝于耳。这是顺势而为还是趁火打劫？

最后是公共财政投入，2012年中国财税双双破十万亿，在此背景下，中央财政当对大气治污有所作为，如果继续“只点菜、不埋单”，再好的制度设计，恐怕也会效果寥寥。

1987年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最近一次修改是2000年，迄今已有13年之久；而按照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浓度要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要分别下降25%、20%、15%以上。目标艰巨，任重道远。真要治理好大气污染，从立法到执行，环环扣扣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细则出台之后，关键还得看怎么去真抓实干。

（邓海建，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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