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任建明显然是从邓小平主导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思路中受到了启发。任建明相信，同样的方法也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他一再强调，“建廉政特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了一片试验田之后，我们可以系统地推动反腐败的制度创新。”　任建明说，　“一旦‘廉政特区’的试点成功，可能形成一套中国反腐败工作的独特模式或经验。”（9月26日燕赵都市网）

　　就专家教授提及的“廉政特区”的设想，未必适合国内实际。廉政特区的设立和成功，离不开国内大的环境和背景。按照这位教授的说法，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传统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体制和几千年以来的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也就是说，我国政治体制整体倾向于中央领导下的高度集中体制，诸多重大改革多带有“自上而下”的性质，反腐败工作亦不例外。有据可证，两年前被公众和社会看好的某地白庙乡“裸帐式”改革探索，以及多年来辽宁等辽阳等地推行的公车改革，无一不经过长达多年的“试水”，也无一不被称为当时的“试验区（点）”，但最终获得的偃旗息鼓结果，无一不证明“自下而上”推行改革的艰难性和不可行性。这与我国特殊的制度和体制相关。

　　说到一个“廉政特区”，如果放诸于国内各地，香港行政特区本身就是一个最值得借鉴学习的“廉政特区”。仅以2009年数据为例，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17日发表2009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以8.2分与卢森堡并列第12位，而内地以3.6分排79位。以上数据是否完全准确姑且不论，但我国香港地区无疑是国内乃至亚洲最具成功的“廉政地区”典范之一。有此更接近廉洁度、离内地更近的国内地区作参照，有何意义再去另起炉灶再行设立“廉政特区”？必要性基本没有。

　　就如何廉政和如何保持政府及公职人员廉洁度，国内公众和社会舆论早就“过了河”。如何开展和实施廉政建设，中央有关层面也早就有一套成熟稳健的部署与安排。在这样的大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语境之下，再提搞什么廉政试验区，一方面会给社会公众造成误解，公众早就知道如何廉政的“答案”，个别专家教授还在“鼓吹”搞“试验区”，有被人误解在廉政工作开展上推诿扯皮之嫌；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相关设计思路，先行试验“特区”、试验区成功后再全国推行，也将是事实上对廉政工作真实推进和制度性建设的延误，这种打着“廉政幌子”一次次“摸石头”的改革，公众也不会买帐。说一千道一万，所谓的“廉政特区”更像是个别专家学者“闭门造车”的产物，解决所谓的“廉政特区”先行的廉政建设认知误区，还是请一些专家教授们多贴贴地气。一旦贴了地气、贴近民意和民生后再去思考和说话，才不会无的放矢。（文/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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