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之癌”。处于腐败高发期的当代中国不能任其侵蚀。香港廉政公署，作为单一权威领导下的单中心反贪机构，其反贪机构设置和制度构建，对大陆反腐制度建设提供有效启示。

从腐败发生的内在逻辑要素来说，可分三个链条：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风险。三个要素的互动组合，决定着实际腐败行为发生的频率和程度。腐败机会众多或腐败风险微小，都会刺激腐败动机。只有无限加大腐败风险，才能遏制腐败动机，即使存在制度漏洞和腐败机会，腐败者也会掂量再三。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众多欲望；制度的缺陷和法治的不到位，提供了众多腐败的机会；而腐败风险极其微小，更是促使一些官员寻求更多的腐败机会。这是反腐败大业极其艰难和艰巨的根本原因。

我国反腐体系建设，更多地从思想建设和道德自律的角度着力，想通过减少腐败动机来减少腐败行为。但在腐败机会极多而腐败风险极小的体制状态下，这样的反腐逻辑存在根本缺陷。虽然中央颁布了多种反腐的法规和条例，但在反腐机构不力和反腐法规难落实的情况下，反腐事业难以走出“制度困局”。

香港廉政公署的基本制度特征是单一权威领导下的单中心反贪机构。廉政专员作为廉政公署的首长，只对香港行政区长官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立法会议、司法机构和警察力量的任何干扰。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社会的唯一反贪机构，接受政府机构和公营事业的反贪任务，也为众多私营企业和机构提供反贪服务和咨询。加大腐败风险是其主要功能，保持着“逢贪必反”和“零容忍”的高压反贪态势。香港高级警司冼锦华，仅因三次接受妓女免费性服务，就被判处3年监禁，并被取消全部退休金。几乎无限加大腐败风险和成本的态势下，即使存在腐败机会和腐败条件，权力者也不敢“动动”腐败的念头。

考虑到大陆的巨大规模，在借鉴香港反贪经验时，大陆反腐倡廉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宜采取“单一权威领导下的分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建议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等机构全部整合为中央廉政委员会。中央廉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威机构，其首长只对国家主席负责，并受其任命和向其汇报工作。其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聘用和经费使用等独立运作，不受其他部门的影响和干预，只受由国家主席独立任命的、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各级廉政监督委员会的检查和监督。

分层治理的含义，即大陆各省级行政单位均设立一个省级廉政委员会，统一归属中央廉政委员会单一领导，省级行政单位内设市、县两级廉政委员会，均不受同级行政、司法等机构的影响。这样的制度设计，实际上使大陆的反腐倡廉体系尽量做到机构统一独立、权力集中有效，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其理想状态是造就几千个大陆版的“内地廉政公署”。

当然，改革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这一制度改革，将是大陆反贪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需要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巨大改革，可以有序推进、分层分级、先行先试。如在广东省进行省级试点，在深圳市进行市级单位试点等。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