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9月，“案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从薄熙来到雷政富，从杨达才到龚爱爱，从王书金到李某某，多起热点案件扎堆进入庭审或宣判阶段。“审判月”，成了一些媒体对这个月的总结。

　　大案要案、焦点案件在一个月内密集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罕见。在审判过程中，不少案件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成为法治生活中的亮点。对庭审进行文字和图片直播，让公众一睹案情细节，借助微博等公共平台展开讨论，这种走向透明化的司法实践令人印象深刻。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热点案件审理公开，一方面带来了司法体系自身的完善。摈弃“神秘主义”，保障当事人和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保证审理和判决的公正，进而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另一方面，案件的公开也是一堂普法课。嫌疑人到底触犯了哪些法条，哪些是可以“从重”或“从轻”处罚的情节，什么是“自首”“立功”表现，法院对控辩双方意见的采纳状况，诸如这些专业性内容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和理解。以案解法，抽象的法条也可以生动地传达。

　　在看得见的进步之外，不乏遗憾和需要改进之处。比如，有些案件虽然依法在公开度上有所限制，但必要的信息披露，要么不够充分，要么姗姗来迟，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猜疑滋生，加重公众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担忧。又比如，一些案件仍存疑问，需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表哥”的表、“房姐”的房，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法律上又当如何认定和处理，尚无明确的答案。

　　正如法学专家指出的，任何案件的发生，都是人类生活的反映。这些集中在一起的不同案件，反映了转型期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复杂性，从个体违法作恶的案例中，可以窥见更为深层的社会症结。

　　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问题样本。丁书苗案所暴露的官商勾肩搭背、权钱交易、结成利益同盟等问题，说明监督和制约权力、用制度压缩腐败空间，还需更加给力。摔童案，隐藏着社会中的暴戾之气，反映了社会心态和社会交往中的一些负能量，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种社会“心病”，需要包括法治在内的文明力量一起疗治。而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李某某案，则是名人教育弊端的一次剧烈爆发，提出了在物质丰裕、生活优越背景下，从家长到学校如何“立德树人”的重要课题。

　　随着法槌一次次落下，一个个案件尘埃落定，舆论的聚焦点也将渐渐移向别处，但案件的落幕，并不意味着反思和改进的终结。无论是司法公开的进程，还是破解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都需要再接再厉。

　　本报特约评论员陆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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