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落马了，他的问题与表无关；“房叔”判刑了，他的腐败也与房无关。新华网以专稿评论称，“这样的反腐结果，总是让人有些如鲠在喉难以真正舒畅”。面对媒体质疑，广州市番禺区检察机关日前回应称，“房叔”蔡彬庭审中提及的两套房被认定为受贿，其余房产购房款来源无法认定，证据链不完整，按疑罪从无原则，暂认定为合法财产。

　　“疑罪从无”最近很火，接连出现在“房叔案”与“王书金案”中。王书金坚称自己犯下了一宗强奸杀人案，但检方力证此案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故而按“疑罪从无”不予指控。从舆情反馈看，法律界人士对此争议并不大。

　　但是，广州番禺检方以“疑罪从无”来为“房叔”洗脱，却疑似用错了地方。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非常特殊的一类犯罪，如被告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本人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即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

　　在“房叔案”中，其19套房产的价值与一位或两位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收入相比，无疑差距悬殊。依最高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房叔”有19套房产“购房款来源无法认定”，这正符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岂能因“罪疑”而从无？对说不清巨额财产合法来源的官员反要“疑罪从无”，那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还有何意义？

　　“疑罪从无”绝不应沦为贪腐官员的避风港。检方以此为由，放纵一起仍未说清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实难平息民众的质疑。检方的回应虽然比起无回应，是个进步。但是，回应型司法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回应社会关切，为民众明法析理、释疑解惑。而今疑惑仍在，质疑升级，检方恐怕还有二次回应的必要。这一次，可得把“疑罪从无”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系说清楚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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