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近日推出一组《中国“裸官”报告》的报道，称“裸官”并非等同于贪官，但贪腐实例表明，“裸官”距离贪官仅有一步之遥。报道汇集了59个落马“裸官”案例，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裸官”危害诚然是巨大的，如导致国家财富大量流失境外、影响经济秩序稳定、损害公众对社会前途信心。不过，中国更要对另一类“准贪官”提高警惕。

山西“房媳”事件曝光后，人们才惊觉，人称“房媳”的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家族背景复杂，他们生活在以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诸如此类整个家族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占据各类重要岗位的现象，并不罕见。

显然，这是一个与急于把亲属子女送往境外的“裸官”截然相反的群体，他们并无意于去做“裸官”，而是专心在本土编织盘根错节的官商网络。如果要找一个与“裸官”相对应的形象说法，或许可以称他们为“水葫芦官”，因为他们会像水葫芦一样进行疯狂的家族权力和财富的繁殖蔓延。

“裸官”虽然危害巨大，但一旦他们潜逃境外，反而能够导致许多贪腐案件的曝光。“水葫芦官”则不同，他们编织出极其复杂的官商贪腐网络，有的甚至能实质垄断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命脉，民众往往慑于其庞大网络不敢抵制。这类贪腐“官官相护”，查处起来难度极大。“水葫芦官”的滋生蔓延，带来的危害可以说没有止境，其实质是对权力水体的整体污染和对市场肌体、社会土壤的深度污染，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连根拔起，有可能成为顽疾。

“裸官”贪腐和“水葫芦官”贪腐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权力运行缺乏规范、透明带来的权力寄生和扭曲。因此，如果单独把“裸官”划出来，针对“裸官”群体出台这样那样的禁令规定，甚至像俄罗斯那样出台法规禁止官员拥有境外账户和不动产等，固然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但仍不过是治标之举。“裸官”贪腐是制度架空的表现，在制度本身可以被架空的情况下，出台更多的规章制度，往往也无异于扬汤止沸，收效不彰。

反腐倡廉，不管是针对“裸官”贪腐还是“水葫芦官”贪腐，必须牢牢把握住规范和约束权力这个根本，简政放权，不断增强权力运行的规范度和透明度。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官员任免和财产置于阳光之下，才是对一切贪腐现象的釜底抽薪。

（作者系大陆时评人士）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