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钢：世界经济长波中的大国兴衰

　　世界经济的变化是有不同的长周期组成的，根据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每个长周期大约持续50-60年左右，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决定不同的经济增长周期特点与大国的兴衰。蒸汽机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开启了近现代产业革命的序幕，同时也推动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经济增长周期，在这一周期中英国和欧洲国家处于中心地带，因而他们引领世界经济将近一百年。随后经济增长动力转变为电力，汽车以及计算机和信息革命，因为这些科技创新大多发生在美国，所以世界经济增长中心逐步从英国和欧洲转移到美国。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的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为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显然本轮增长周期与之前经济增长周期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自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美国和西方国家是本轮世界经济增长的源点，他们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掌控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但是它们的实力正在衰退，原因不在于他们市场经济的退化，而是在于产业的转移与外包，那么，产业转移对于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资本向国外流动，产业向国外转移，意味着本国投资减少，一般产业增长停滞。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增长，必须依凭创新优势，发展新技术产业，因为这种产业不但可以承受国内的高劳力成本，还可取得高利润。但创新不是说创新就能创新得了的。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产业转移导致就业流失，政府财税收入锐减，赋税国家面临破产，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入，是生产低成本的选择，收益比在国内投入更高，所以他们会更富。他们更富的来源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追求更富，投入在国外，不受本国市场与民主机制力量的约束，因而不能惠及本国人民，甚至带来产业发展停滞和下降，导致失业增加，扩大贫困群体。资本与技术输出，使发达国家某些拥有资本与技术的少数人更富，而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贫富差距由此迅速扩大。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反映了这种矛盾。

　　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是本轮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站，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他们的崛起与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一波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经历了70年代与80年代的繁荣，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特别是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迷失，一蹶不振，原因也是在于产业的转移与外包。他们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加工制造，以出口为导向，基础在于成本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一旦这一优势逐步失去，经济增长也就随着产业的转移趋于减速与停滞。

　　接下来本轮经济全球化第二站就是中国与金砖国家，中国与金砖国家，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中国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二波浪潮，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没有经济全球化，也就没有金砖国家的崛起，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者。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加工制造中心，贸易出口和财富积累中心，潜在消费市场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和最有活力的区域，其中特别是中国。

　　那么，中国与金砖国家之后又将是谁呢？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发展受惠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也受制于经济全球化，目前随着成本的提升，人口红利的耗尽，同样面临产业转移与外包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快速发展的将是“新钻11国”（Next Eleven，简称N-11），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他们正在受惠于产业转移的第三波浪潮。新钻11国普遍拥有劳动力资源和能源较为丰富的特点，据预计到2050年，“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比2005年猛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规模。虽然N-11是一组非常不同的国家，但有三个主题将其联系在一起：它们均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它们的经济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得以转型，它们均具有强大且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

　　那么，谁又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站呢？中东，非洲与原东欧国家，目前他们还处于发展前状态，还没有完全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政治处于动荡，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发展的机会，关键取决于它们是否能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政治局势，普及教育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目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全球资本的选择，而全球资本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以上这些因素，取决于资本在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

　　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投资，投资的动力在于利润，而利润的源泉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成本优势，显然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成本优势与人口红利而不是科技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正是世界不同地区存在比较优势的阶差，所以导致全球资本与产业不断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形成全球经济增长呈阶梯状或者雁阵模式依次发展，以及依次在发展与繁荣后陷入迷失与衰退的经济周期现象。每一阶梯的快速发展大约持续10年，然后再转入另一个阶梯，直至全球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以及全球资本投资利润最后趋于均衡。从目前发展趋势看，显然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远未结束，它只走了一半，因为其增长动力人口红利远未用尽，在中国以西依然有待开发，所以至少还有50年的时间。那么，这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美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将困难重重，如果逆势而动，将付出巨大代价。中国与金砖国家随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失去，经济增长将趋缓，而中国以西地区和国家将迎来发展的机遇。无疑，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本特别是美国和西方资本的一次盛宴，它对世界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贫富差距不平等的加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选择世界任何国家与地区进行投资与生产，关键看谁出得价低，让资本有利可图，对此就如同一场拍卖会，但是不同的是它是竞次，而不是竞优，无奈，国家为了引进投资，推动发展与就业，不得不降低税收，降低工资，资本俨然成为了王。另一方面，它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商品价格更加低廉，它使世界变得更加扁平，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对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讲，全球化是一个会激起超乎寻常的强烈情绪的话题，或许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家疆界的经济体系，它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去体味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真正感觉。如果我们认为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全球化创造财富的力量，特别是它快速提升贫穷国家进入现代化世界的力量，会让我们对它合掌激赞。

　　（作者单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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