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中国农村人情负担为何愈来愈重？

海外网北京12月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发表文章《婚礼 葬礼 电冰箱》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农村传统的人情送礼习俗并未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全文摘要如下：

中国贵州省某村农妇王薇（译音）近期有一周的日子不太好过。用通俗的话说，她在几天内“连中四弹”——两颗“红色炸弹”和两颗“白色炸弹”。

王薇所属的村子那一周共有两场婚礼，两场葬礼，王薇得付出的礼金和帛金合计要人民币350元，相当于她一个月的收入。这些钱原本足够给家里买个热水器，或再凑点钱搞个电冰箱，但这会儿热水器和电冰箱都甭想了，得先应付“炸弹”。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用上述这个小故事，来说明农村送礼习俗给贫困家庭造成的大问题。报道巧妙模仿好莱坞浪漫喜剧《妳是我今生的新娘》（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为题，叫做《两次婚礼、两次葬礼，没有电冰箱》，乍看时不禁莞尔，深思后渗出苦涩。

现实却往往不是浪漫喜剧。针对亲朋友好、上司同事结婚生子或孩子满月时的“人情债”、“面皮债”，不少中国城市人近年已叫苦连天。今年十一黄金周后，就有媒体戏谑形容“红色炸弹”满天飞，据报道某市一市民7天送掉两个月工资，还有网民上晒请柬，看谁比谁更“悲壮”。

但大众媒体常常忽略的是，农村居民承受的人情压力较之城市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太多的“红色炸弹”让城市人一个黄金周都闷闷不乐；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送礼压力还直接影响他们的食品消费，并加剧农村的贫困差距。

前述《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美国耶鲁大学学者针对贵州三个农村的研究，发现2005年到2009年，当地农民年均收入增长10%，送礼成本年均增长18%到45%，换言之礼金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增长，食品消费的占比下滑。贫穷产妇为送礼，不得不减少食品消费，并影响到了健康，这种送礼文化显然已经变形。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显示，教育、送礼和医疗负担已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在亲朋友好婚丧嫁娶之际馈赠金钱礼物，这种习俗由来已久。人类学家阎云翔针对黑龙江下岬村的著名研究就发现，早在1990年代，当地一半以上的家庭将年收入的20%用在送礼上。

不参与“礼尚往来”会被认为“不懂人情”而被孤立，反之则有望得到“回礼”等满足，延续千年的送礼文化以这样的惩罚与奖励机制来强化传统人伦关系，这些都没什么新鲜。让人不解的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什么送礼却越演越烈？农村那些不是以行贿、巴结上级为目的的送礼，为什么成本也越来越高？

我向大陆的朋友询问，她反应强烈地说：“现在真是很厉害！我父亲每个月至少要收到两次乡下来的“红色炸弹”！什么远远房的谁谁谁的孙子满月、盖个房、做生日，都收到“炸弹”！”

至于礼金成本日增的原因，她给我回答是，收入差距扩大造成了送礼成本增加。

“我一个叔叔发了财，可以给得更多，但是我爸爸和他是同辈，不能给得比他少，所以我们家需要给的礼金也就更多。”

如果朋友提供的确实是答案，则可见多年的对外开放并没有使送礼习俗式微，反之，礼物经济的消极面比温暖、关爱等积极因素更顽强地显露出来。市场经济没有增加每个人的自由度，还加重了原有人伦格局施加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负担，社会也更不平等。

也许，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里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又或许，在人际关系以外，中国人能从国家、社会得到的精神与物质保障太少，以致于人们不敢放弃经营由亲朋戚友组成的小圈子。这才是送礼文化虽然已变形，纵使维护费不菲，却依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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