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打破金融抑制，推动中国经济升级

如何构建“有效市场”成为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主线。就金融改革领域而言，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通过金融-财政改革等整体协调推进，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以金融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与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相关。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通过实施低利率政策，人为降低资本成本以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通过产业政策和行政管制手段，将供不应求的廉价资本导入政府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企业。

中国的“金融抑制”突出表现在：首先，社会总杠杆化增速过快且分配不均。近年来，信贷及融资总量均以远超过GDP的增速快速扩张,不断推高我国社会总杠杆。同时，社会融资主要流向企业和政府，个人融资比例较低，消费能力不足。

其次，信贷占融资比重大，银行参与度过高，风险过度集中。一旦任何一个融资渠道出现问题，将对整个融资体系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打击。

再者，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很严重。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

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扭曲、效率低下，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成因，其中“财政-金融”有着极为紧密的逻辑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博弈直接影响到两者间的金融资源博弈,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地方财政不能通过无限制拨款来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只好从其它渠道为国有企业展开对资金资源的争夺。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注意力转向金融资源，尤其是银行体系信贷资源的控制上来，这必然会造成金融部门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和资金配置效率的下降。

然而，由于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普遍存在，随着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包括银行理财、银信合作等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工具被大量创设出来，起到了绕开利率管制、信贷控制的作用。这样，一些政府担保之下的杠杆率极高的“风险资产”，很可能不但没有为高风险支付高溢价，反而享受了“无风险资产”的高信用和低成本。因此，大量的资金还可能继续投向与政府相关的项目和资金回报率高的领域，金融资源的错配局面并不会因贷款利率放开而根本性改变，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可能依旧会非常困难。

那么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到底路在何方？根本而言，未来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增强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协同性。一方面中国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逐渐改变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开辟地方政府新的财源，建立地方独立税种等来取代“土地财政”。

而另一方面，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应该是当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与难点。应当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具体运作的过度行政干预，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逐步取消资本管制，促进金融体系内的竞争，向市场真正放权。

具体而言，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打破“金融抑制”的局面，通过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使实际利率与汇率提高到能够真实反映资本和外汇稀缺程度的水平；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这个在三中全会中已经开了“口子”），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使金融产品及其期限多样化，使其增长率与国民收入或物质财富的增长率之比逐渐上升；通过培育高效和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经济转型的多元金融需求；优化私人及政府的储蓄和国际资本的投入，促进储蓄者和投资者展开竞争；优化资本的配置，促进资源效率提高，以金融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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