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别被上海“超级学生”吓倒【2】

　　人们难免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于“文化差异”。确实，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对学生的期望很高，这种期望既来自学生家长，也来自学校老师。而西方对天赋的过分强调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假定有一定比例的青少年“不适合”走上学术道路。

　　远东地区的学生花在学校、课外课程以及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西方学生多。而且他们的课业难度更大、更加复杂。当一个学生成绩落后时，他们通常会被认为在有效干预手段的帮助下有能力追赶上来，而非天生“能力低下”。

　　然而政府政策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近年来上海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优秀师资和校长资源注入教学表现最差的学校，取得了显著效果——伦敦学校近年取得的进步部分也归功于类似措施。

　　此外，东亚地区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也高度重视：老师花在课堂教学上的时间减少，而花在规划和研究方面的时间增加（由此导致的成本是每班人数的增加）。新加坡还在教师队伍培养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当地的中小学校长现在能休学术假。

　　波兰、爱沙尼亚等一些排名意外靠前的国家也在师资建设方面持续投资，并提高了教学内容的难度。特别是爱沙尼亚，该国将令人印象深刻的严格要求与教学内容的现代性成功结合起来，近期还面向所有小学一年级学生开设了计算机编程课程。

　　但我们在选择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时还应慎重。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教授罗伯特·科(Robert Coe)曾经说过，几乎任何被认为促成了某国成功的政策都能在另一个表现糟糕的国家找到。政策的执行才是关键。不论实施什么改革，都需要明确目标，并争取广泛的支持。追究“失败”的责任，不管是归咎于政客还是教师都与事无补。或许我们在教育讨论中所采取的“狂飙突进”方法是我们应当改变的第一件事。

　　本文作者曾任英国教育大臣的顾问，目前在Teach First担任研究主管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