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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2日07:04|来源:北京青年报|字号:
我自己,则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亲在“文革”时受冲击,因此我当不了兵,还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刘忠将军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当了半年不穿军装的生产兵,在生产点放牛。我遇到的第二个恩人就是我们的老军长董占林,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就觉得这个兵还不错,把我调到军机关,当作战参谋。在部队里我比较好学,也经常给一些军事杂志写东西,遇到了第三个恩人,就是《军事学术》的编辑张晶,我们互相原本不认识,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军事科学院扩大的时候,他就推荐我调到了军科,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调动是1978年1月,而且同时调入军事院校的不光我一个,还有我的作训处长李凡等5人,网上有人说我是1978年底,在越战前夕调动的,完全是造谣。
在军科,我先是到了军史部,搞军史,特别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来又到了战略部,再后来又调到外军部,研究世界军事。在此期间,我得到李际均副院长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这就是我简要的军旅生涯,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我庆幸的是我为祖国上过战场,没有枉当兵一场,更庆幸的是遇到这么多好领导、好战友一路陪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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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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