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权利均等化，才有新型城镇化

12月12日至13日，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六大主要任务。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谜底至此揭开。

城镇化进程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既是破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入手之处，同时也是提振内需、对冲外部风险的重要支撑。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度态势中。最近12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目前已经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仅占国土面积2.8%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群已经崛起，并贡献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此同时，在中西部，一系列城市次中心群也在发育。这些变化，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布局奠定了基础。

不过也要看到，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土地的城镇化与人的非城镇化之间、城市发展与空间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背离也随之凸现。一方面，2亿多农民工已经成长为中国的主要产业阶层，但他们及其随迁家属仍然受到制度约束无法融入城市，这一现状既抑制了人口红利的释放，也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牵制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权利的不对等，还蕴藏了诸多社会风险。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基于对城镇化红利的挖掘，将城镇化进程这一本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偏狭理解为追求GDP政绩的功能型工具，热衷于土地的商业化，而忽视了对空间的合理利用和对生态环境、文物古迹的呵护，导致城镇化付出了巨大成本。

蔓延的城市病、孱弱的留守村、失序的国土开发，新凸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弊端，已经不容粗放式城镇化开发模式继续下去。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任务，廓清了新型城镇化的路径。

其一，强调了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旨在解决数量庞大的非城镇化和半城镇化人口的归宿问题，强调的是权利的均等。同时，也兼顾了特大城市的人口和环境承载力问题。实际上，城镇化本就不是大城市化，而应在就地城镇化的基础上，扩充人口和环境容纳空间。

其二，注重了资金来源问题。城乡同权，意味着更多的人享受公共服务，也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会议提出，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等，就是出于这一立意。从中还可以看出通过城镇化进程倒逼财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意图。

其三，厘清了城镇化进程是目标还是手段的迷思。“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使城镇化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表述，表明城镇化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目的。这一结论，对于纠正现实中存在的无序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

人口、空间和生态环境，在城镇化进程中无一可偏废。归根到底，只有强调人的社会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满足，三者才可兼顾。从此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也将是人的权利均等化的过程。城镇化红利，只能依此生发。

（徐立凡，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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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