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

海外网12月17日电 《联合早报》近日刊登题为《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的署名文章：

中国传统上数千年一直是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

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的中国，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在文化扩张过程中，更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海洋强国。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体系。

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人在海洋上会阻拦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

陆地则很不相同。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在进入主权时代以来，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

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因此，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和大量的人类活动。

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中国一向是陆地国家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和中国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侵入，甚至成为“殖民地”。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国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外来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容易理解，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包括土耳其、蒙古、西藏和满洲等。中国的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国因此修筑了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对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