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2】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进展：研究范式的转变

90年代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进入第二次范式转化。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个不同，一是列文森的近代起源说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例如，有的学者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追溯到宋元甚至更早时期)，但最主要的转变是他们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所谓的“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持续的、群体性的探索，已经从90年代之前的史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多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年来国外学术界仅是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文献中，专著超过15种，期刊论文则有120多篇，还召开过数次学术会议。传统上国外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主要以美国学者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华裔或华人学者，但这一时期欧洲(如英国)和亚太地区(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日本)有很多学者也加入进来。另外不少港台地区的学者，以及少数大陆学者的论著也在海外发表，这也是前一时期不曾有的。

如果说前期(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关注的是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到清末民初，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中国政治力量、民众动员和国家建设的源泉的话，那么后来(90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将视野扩展到整个近现代中国，从研究方法和范围上都显示出学科范式的转化。

第一，中国民族主义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进入国外学者的研究视域。这些研究既包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般论述，也包括对这一现象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可以说中国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国家建构及意识形态运动都被纳入了民族主义的视域中。民族主义似乎成为贯穿中国百年历史的核心线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受到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类别、性质、功能、特点及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等等，都成为国外学者主要的研究内容，民族主义再度成为解读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第二，研究方法的整合和多样化。此前，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史学领域进行的。90年代之后的研究还引入了诸如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多个视角来审视、观察和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视角更为广阔和深刻。

第三，研究方法的实地(field)化。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从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早期，国外的中国学家在掌握中国文献方面遇到很多困难，他们的资料仅限于从港台地区获取的有限的中文出版物和无法证实的一些传闻。8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除了文献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之外，许多国外学者甚至可以亲身到中国来进行实地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大量地利用了第一手资料，包括大陆公开出版的政府公告、各种书刊杂志以及互联网上的聊天帖子、博文等。这与第一阶段颇为相似，但范围更广。

第四，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从原来的“学院派”课题逐渐社会化和国际化，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敌意和政治意图。除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之外，一些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也时有论作问世。我们当然承认民族主义本身就与意识形态联系密切，但也不能否认这是在“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的自然产物。与90年代之前相比，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无疑是与国际地缘政治话语密切相连的。

为什么9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会突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感兴趣呢国外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是，90年代以后在中国涌现出的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既与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兴起的一般原因有关(如苏联解体及随后该地区民族国家的出现、巴尔干半岛持续的民族冲突、欧美一些地区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等等)，也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就后者而言，归纳起来则有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的诱因。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易于引发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中国使馆被炸、战机撞毁等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是国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

1.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与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90年代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起因于政府寻求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以及普通民众对信仰和价值的诉求。这是多数西方学者的一致看法。

90年代前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引起了原共产主义地区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普遍质疑。面临价值观上的迷茫和多元，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倡导以爱国教育运动为主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和实践，其中“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成为两个重要的工具，它强调中国独特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主权，反对种族分裂，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①由政府提倡(或引导)的国情教育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

在政府积极推动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爱国教育运动的同时，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则经历了从80年代初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到90年代对西方意图的怀疑的转化。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怀疑西方不愿意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因此一种反感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霸权、突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话语逐渐表现出来。①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方不想中国成为和西方国家那样的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也不想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②这些人于是便从西方价值观的拥护者变成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中国可以说不》等系列著作的出版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对西方价值的批评也意味着对本民族传统的重新反思，在冷战期间被压制的民族主义则成为最好的选择。③这是自90年代以来以“新左派”和反西方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来源。④

2.强国情结、百年耻辱与挫折感的交织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融入全球化运动当中。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运动为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机会，这是国外学者理解“新”民族主义的中国背景。他们认为，90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与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后中国民众心态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从国内来说，经济的增长在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热情，中国普通民众希望中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情绪的温床。从国际上来说，一方面，中国外交中的某些挫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举动诱发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勾起了他们原本被暂时压制下的耻辱感。民族耻辱感是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的一个明显因素，而现在西方大国的阻挠让中国人再次回忆起了长达百年的世纪耻辱。⑤

一些西方学者还特别注意到了90年代大陆的一些出版物，认为它们为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蔓延和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提到了1996年中国出版的一些政论性的畅销书和影视作品，如《中国可以说不》、《北京人在纽约》等，认为这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表现。这些作品在国外知识界的影响可能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如果要讨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不提到这本声名远扬的《中国可以说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⑥这些作品为“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西方大国对中国的不尊敬与不信任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中国的不尊敬与不信任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尊重中国，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就可能获得满足并随之消失。①

90年代之后，中国颇受一些外交事务的困扰。一方面，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的步伐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交往却屡受挫折(如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迟迟不能取得成果，一些西方国家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屡屡向台湾出售武器，鼓动西藏独立，以及欧美等国还经常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等等)。西方学者认为，一些外交摩擦和意外事件刺激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历史耻辱感情和强国情结，使他们从对西方国家的理想化、幼稚的和狂热的迷恋中醒悟过来。②

实际上，西方学者已经习惯于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解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备受非议的“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也是让中国学术界和普通民众非常愤慨的一个论调。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必将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也会引起中国人重建历史上的帝国的冲动，因此要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前采取“围堵中国”的政策。③

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是由某个特定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下，90年代以来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规模不但是空前的，而且对中国民族主义特征的描述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它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自信的、强硬的、乐观的、武断的、进攻性的、好斗的、反传统的、务实的、防御性的、包容的、动态的、虚无的、“面子的”等等，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品格和特征，有学者甚至将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比作《圣经》中约瑟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外套”，④说明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仍处于充满争议的情况。

较之欧洲，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更复杂的话题，不仅因为这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思想中很少出现的意识，而且还因为这种意识是伴随着近代史而进入中国的。一方面，我们在很多重大事件上看到了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反的、奇怪的现象。这样一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变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⑤这倒是提出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作为一种自我认识，我们应该如何以及培养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希望国内学术界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话题。

作者简介：男，1966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100732。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京)2009年5期第114～121页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