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元：别把户籍改革算成经济账

许多媒体人采访我时提到这样一套理论：一个农民要实现市民化，需要8万元甚至更多的投入，到2020年前让1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需要8万亿的资金投入。因此，“钱从哪里来”是个严峻问题。许多媒体人甚至普通公民都不无担心地问，各个城市真的准备好了吗？

由此我联想到本世纪初的另一说法，当时某研究机构分析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人口城市化率增加1%，GDP相应增长3%”的结论。一些人据此提出，城市化应成中国的第一位支柱产业，只要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GDP增长“保七争八”轻而易举。

我们当年的质疑声音单薄但依据很充分：政府可以把汽车、住房甚至城市化作为支柱产业，但勉强脱贫的城乡居民哪有余钱剩米来购买这些产品、支持这些产业？40多年的低工资收入格局使一家三代“挤挤一堂”的现象比比皆是。

可有了上述理论支撑，以住房制度改革名义鼓动起来的造房运动遍及全国。不过几年，土地、住房价格轮番翻番，各级政府钵满盆满，工薪阶层望房兴叹，漂流一族“逃离北上广”。房地产、城市化几乎成为可能随时引发经济风暴、社会骚动的定时炸弹，要不是祭出限购这个行政调控利器，政府的房价调控恐怕仍是“空调”。

在房地产买卖双方僵持不下的当儿，恰巧国务院新一轮户籍改革政策出台，于是媒体马上追问，这是不是在为岌岌可危的房地产解困？我认为“不是，不可能是”，其依据不来自书本和官方，而来自民间：贪大求快的造城运动几乎掏空了许多城镇居民一生积蓄，中国农民近十年增收微弱，政府即使想通过让人进城的方式迅速拯救房地产，但，农民还有余钱买吗？

十多年里同一机构得出城市化“大大利好”和市民化“包袱沉重”这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心里究竟想什么？加速城市化但放慢市民化？这个判断一旦形成，我有些担心，更有些愤懑：“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造成两三亿农民离乡背井，数亿人在压力和诸多制度歧视夹缝中生存，希望改善处境，专家学者、公知们知道吗？

中央政府看到问题严重而且长期积累因而极易爆发，因此开辟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开启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新潮，目的不在刺激经济而在安定人心，是社会政策、政治谋略而非经济考虑、盈利模式。如果提出1亿农民市民化包袱沉重理论的这些人，进一步提出“加速城市化而拖延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的话，近在眼前的民生幸福就可能“口惠而实不至”！

▲(作者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