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刊文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2】

4．全球范围结构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胀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范围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进而出现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现象。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平均只有78.1%，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66.2%。欧洲的情况和美国类似。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20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位徘徊。过剩的生产资本为获利而转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了大量资产泡沫。

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国外大量进口，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2006年甚至高达8000亿美元。而顺差国家则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为保值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加速膨胀。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几乎所有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比如，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利润的比重则大幅下降。

5．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拉美为例，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因经济衰退和债务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甚至使欧洲国家也普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危机爆发后，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率为6.6%，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比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总量跌幅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受到沉重打击。冰岛人均收入一度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危机还广泛波及亚洲、东欧、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原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超过14%的经济大倒退。

三、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纠正

新自由主义交出的这份经济“成绩单”，深刻地揭示出它内在的重大缺陷。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后果的逐渐显现，对它的批评和反思越来越多，一些曾经将其奉为救世良方的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和纠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曾长期担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由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转变为忏悔者，批评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巴西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即使是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政要，也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

广大民众也在亲身经历中逐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2011年秋季，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高举“我们是99%”标语，抗议华尔街贪婪无止境、指责政府救助少数金融机构而使多数人陷入经济困境。这一行动不断升级，并迅速蔓延至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分布在世界四大洲19个国家的大学生联合签名，呼吁取消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标准课程设置。

从实践来看，在率先启动新自由主义变革的英国，撒切尔主义早已衰落。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在陷入经济衰退后即疏远了新自由主义模式，西欧诸国也藉由“第三条道路”与之拉开距离。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保守党、工党更是公开表示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强调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等为核心内容的“圣地亚哥共识”，以替代“华盛顿共识”。经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和纠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经济自主和复苏。在俄罗斯，随着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休克疗法”陷于破产。甚至连当年参与主持“休克疗法”改革的盖达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失败的”。普京任总统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的终结。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