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敲诈案重新拷问中国媒介生态

　　“21刀锋”是《21世纪网》的品牌调查栏目，以挖掘揭露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见长。9月3日中午，网站总编辑周斌在微博上转载了该网站当天针对某上市公司的一篇负面报道，其留言颇有意味----“刀锋过处水无痕”。而就在当晚，这家中国著名财经媒体的多名员工就被上海市公安局带走了，涉嫌“新闻敲诈”。

　　笔者在当天的媒体札记中特意做了备忘：“这件事很重要，不仅再次审视‘新闻伦理’，更重新拷问‘媒介生态’”。

　　9月11日的“央视新闻”报道称，此次涉案企业多达100多家，涉及费用高达数亿元。从卷入此案的以“百”计数的企业数量与以“亿”计量的涉案金额而言，显然这不是几位记者、一家媒体的个案，究其原因包含着多种复杂、综合作用下的“生态问题”。

　　首先是“新闻民工”追求“新闻寻租”的现实需求。在中国媒介语境下，新闻记者被赋予“无冕之王”的美誉及权力。来自媒体机构的信誉与名望“成就”着媒体人，这让媒体人极易产生对成名的“幻想”。然而，随着媒介市场化深入，媒体人这种“新闻名流”的幻想被“新闻民工”的现实击碎了，媒体成为一个“高危”却“低薪”的行当。资深媒体人的年薪最多不过几十万，而万达等企业给媒体人支付的却是500万年薪。媒体人夹在“薪水低洼”与“话语高地”之间，心理难免失衡，加之在强大的市场需求与薄弱的监管手段下，“新闻寻租”就成了部分媒体人、部分媒体机构首选的“生财之道”。

　　其次，媒介日渐丰盛导致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闻”。以往的新闻寻租更多是以“有偿新闻”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参会给车马费”、“发稿给稿费”。彼时，媒体属稀缺资源，“上节目”与“上版面”是媒体机构与媒体人新闻寻租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媒介丰盛，人人皆为传者，传播速度加快，如何能使“坏事不传千里”则成为这一时期市场的主要需求，于是“新闻不闻”被部分媒体及媒体人拿来当作“寻租”的主要工具。

　　此次涉案的犯罪嫌疑人21世纪网CEO刘冬与主编周斌，就是以签“广告合同”收公司“保护费”的形式，与100多家IPO公司、上市公司签订了广告合同，收取数亿元的“新闻不闻”保护费的，有时为了让“新闻不闻”，删帖费高达100万。

　　第三，存在“灰商机”就有“黑公关”。如果说媒介机构与其中的个别人成为此“灰商机”的末端的话，大量存在的“黑公关”则是连接不洁净的供需两端的“黑中介”。这个“灰商机”井喷于新股发行呈爆发之势的2009年到2012年间，此间，中国资本市场上演着每天数家或十数家企业上市的震惊全球的股市神话。正是在这一股上市狂潮中，资产仅几千万的企业为了能实现“上市圈钱梦”，也就争相愿意拿出五六百万元的媒体公关费，唯恐因被媒体曝光而断了上市之路。

　　发行需经过证监会审核、路演、股民投票等一系列环节，一般有15%左右的企业不能通过上市。用保护费换取“舆论安全”，在过去的这些年间，已成为IPO公司、上市公司与媒体之间的“共识”。一些财经媒体，成立了专门针对IPO公司的报道小组，挖掘这些企业的负面新闻，以真实的“负面报道”作为向企业寻租的切入点，而由此也喂食了大量的IPO“黑公关”。

　　实质上，在权力寻租的生态链中人人都是受害者。表面看来，被收取了高额保护费的“上市企业”似乎是最大受害者，实则不然，这些愿意“花钱买平安、买上市梦想”的企业，自身本就有问题，他们愿意支付公关费用，是在核算了上市能“圈来更大利润”的前提之下的一种“主动选择”。往深层看，媒体人以及媒体机构似是受益者，实则他们更是受害者，他们却出卖了赖以生存的“公信力”与“话语权”，颠覆了大众对媒体“社会监督”者的美好期待，为小利可能丧失掉一个行业的生存根基。显然，他们比那些IPO公司从长远来看损失更大。

　　然而，更深层面看这一问题，公众才是真正的最大受害者，本应遵法守法、透明阳光的上市公司自身却携带着各种不为人知的负面；本应舆论监督、主张社会公正的媒体为了小利出卖了整个行业的社会良知与媒介形象，二者在黑公关的“撮合”与“和谋”下制造了一个个“级差”上市公司，公众对此却毫不知情。在这一灰色生态链中，最大多数的公众成了被欺瞒的对象。

　　当前，面对针对“新闻敲诈”这一现象，依法打击之外，中国新闻界也需要共同反思。任何情况，媒体都不应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是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否则，不仅媒体失掉了最宝贵的公信力，新闻个人也会因此走向犯罪的深渊。

　　（栾轶玫，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海外网评论频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外网（www.haiwainet.cn），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编：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