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PEC到G20，全球治理呼唤中国智慧

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布里斯班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主席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表达的强烈意愿，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一步步地变成现实。中国刚举办完APEC会议，李克强总理、习近平主席便马不停蹄地分别奔赴东亚峰会、G20峰会，在国际多边舞台切实做出中国贡献。可以说，全球治理已经与中国贡献紧密相联。

这种贡献，有三个层面的解读：

首先是器物层面。近五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平均起来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近三成。发展是硬道理，这对各国都普遍适用，对全球经济治理亦然。尤其是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以及美国领导略显乏力的情形下，中国的贡献弥足珍贵。

其次是制度层面。北京APEC会议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是制度层面的中国贡献鲜活体现。中美达成气候变化协议，则是中国对明年底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积极贡献。接下来，东亚峰会、G20峰会上，中国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制订、G20机制化建设等方面，凸显中国的制度创新与协调能力。

再次是精神层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通过新的互联互通，盘活了南海、印度洋乃至地中海等广阔的海域，以及中亚、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广阔地带的经济融合，其中贯穿的丝路精神，引导新型国际合作思维。今年五月，中国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的重大精神贡献。

具体到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中国的贡献，更是关乎G20的合法性与成效。为此，中国应该尽早举办G20峰会，明确追求上、中、下三大目标：

首先，G20已成为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引领更高标准全球化规则制订，改变TPP、TTIP的碎片化、竞争格局。此为上等目标。APEC成功在亚太地区做了引导，G20应该在全球层面引导。新兴经济体寄希望于中国、发达国家对美国失望之余也寄希望于中国。

其次，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常设有效机制。此为中间目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国家的领头羊，无形中被赋予沟通、协调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意志的桥梁与纽带角色。中国的贡献，对G20机制化建设举足轻重。中国一方面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提升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发言权的承诺，又要避免制造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争权的零和心态，通过机制创新释放活力。

另外，G20之所以近年来成长为世界最具潜力与活力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源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其承担起救火队角色，成功避免危机期间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阻止了经济危机的传导、破坏、扩散。接下来，中国能否推动建立如G7那样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而不只是每年一度的峰会，考验中国智慧。此为基本目标。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得益于中国的多重身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新兴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等强国关系），东方文明古国。故此，中国能从器物、制度、精神三层面同时起到独到的、引领性作用。

全球治理，呼唤中国倡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也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提升了中国、新型国家乃至发展中世界的国际话语权。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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