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文艺作品的界限在哪？

文艺作品的生态圈应该如何成长，一直是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它既不像转基因食品那样，需要有尖端的科技知识，也不像京津冀一体化这种，需要对国家政策风向有敏感的嗅觉。文艺作品就像路边的一大块草坪，人人都看得见摸得着。那这块草坪修剪成什么样子比较好，自然变成了谁都可以发言的开放议题。

莫言一人得道后，鸡犬升天。不光是祖宅金光四射，就连地里的萝卜都变成了文曲星下凡的随身圣物，被拔了个干净。随之而来的光环，虽然再也大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也足够后半辈子用了，其中一个光环就是被迫不及待地收录到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

众所周知，莫言的作品，包括国内一些知名的现代文学作家的获奖作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是给小孩子看的，虽然当今中国可能只有小孩子还在读书。社会环境、感情纠葛、生活状态是成年人的戏码。小孩子一方面看不懂，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也会冒出来许多本不该现在就太了解的问题。

私下阅读也就罢了，当这些文章入选教学课本时，也许这整个教育氛围就都不好了。尴尬的处境可想而知，学校社会左手要教孩子们如何理解莫言的伟大，右手还要捂住学生们的眼睛，告诉他这段你别看。善于听话的孩子们这么发展下去，迟早精神分裂。

这都源于人们对文学的敬畏，早就变成了对奖项的崇拜，同样也包括教育部门。坦白说，如果莫言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依旧是那个不温不火的乡土文学创作者。我们身边的一切质变不是来自社会对文学认知的积累，而只是通过某一个奖项来让这个作家开始流行。

还好莫言实在。在面对中学生对他作品尺度问题的询问时，他坦白说：“结婚以后再读我的作品。”

这条新闻让人们想起了中国最神秘的“审查制度”和国外实行已久的“分级制度”。广电总局的审查制度一直被人们吐槽，他们以高标准严要求的自我阉割态度，硬是把所有大陆民众的审美审丑、价值观建设统一到了一条很低水准的战线上。每当提到审查制度，人们都会拿国外的分级制度做比较。从这次莫言的作品尺度问题，人们同样开始呼吁建立出版物的分级制度。如果有一个行业标准，能像田埂一样划分区域，让观众、读者能知道哪块地里种的是什么口味的东西，岂不妙哉。注意，这田埂是分级，不是审查。

分级和审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分级是引导。一块田地，老农民都知道要掺差着播种，西边的地种玉米，东边的地就种小麦。也许老农民说不出来生物多样性的理论，但他们骨子里知道这样分块耕种既能分担风险，同时也有利于两块地里的作物共同成长。反之，如果所有地里只种玉米，那大概是《星际穿越》里的世界末日来了；如果毫无计划的播种，什么都往地里扔，那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片荒芜。

当然，在分级之前的动作确实是“审查”，但最终目的和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审查制度，对电影、电视还好说，每年的出版容量都是固定的，没有广电总局的批号，拍出花儿来也不可能让你上映。

但对出版物就不同了，中国每年出版的书籍上百万种，要想一本一本预审再发也不现实。对于图书行业，也都是基本采用先发后审的态度。一本书出版了、上市了，如果引发了什么不令人满意的效果，或造成了什么舆论形成，那这本书很可能就要回炉了。而出版届因为文化人、知识分子远远多于影视圈里识字读书人的数量，自然更清楚界限在哪里，什么可以碰，什么还不是时候。当知识分子有了这种自我预审的警惕性之后，加上看书的人本来也没有写书的人多，出版界的审查制度运行起来也就比影视圈让人“省心”一点。

审查的结果通常是修改，或者毙掉。分级的最终目的不是对作品本身的干涉，而是由此决定这部作品应该放在那个分栏里。

承担这项工作的只能是政府组建的职能部门，如果乐观的话，联合一些社会上的诸如文联、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共同完成。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市场化取舍的问题。当我们强调文化的自由性与市场自由化的时候，一项政策法规，一条制度确立，甚至是一家公司的产品研发，是应该顺应市场需求，并且迎合贴合它，还是保持自我独立的态度，有引领其发展的雄心和能力。

举个例子，在乔布斯决定做iPhone的时候，市面上手机多的是，在当时也完全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向市场妥协，苹果应该继续沿袭诺基亚之类的抗摔、结实，待机好几天不带“血红”的手机优良传统。

但就是这么任性。苹果做出了世界上最棒的手机操作系统并配以最棒的手机硬件，虽然也有不少缺点，但iPhone惊艳了世界，也引领了全球的审美。苹果的IOS不断迭代更新，尤其在从6.0到7.0 的这一版中，他们大胆采用了扁平化设计。起初，这让苹果的老用户们十分不习惯，分分抱怨新系统丑。慢慢的，整个设计界都扁平化、极简化了。这就是引领和妥协之间的最典型案例。

一个产品如此，一项政策的方向依旧是这样。在对文艺作品的定位和评价过程中，我们应该以第一人称的责任感去干预他，还是以第三人称的观众角度来顺应他？中国的文艺作品分级制度势在必行，其中把自己放在什么角色上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也绝不是几个人坐在屋里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情，需要开放讨论，需要专家学者的声音，也需要最广大受众的意见。

记得曾经记者采访相关官员，关于电影分级制度的看法，该官员说：“因为不好管理，所以不进行分级制度。”看到这样的逻辑，就好像在说“因为我懒，所以我不吃饭”一样让人啼笑皆非。这些事并不难做，也不是没有前人做好示范。当我们呼吁尽快建立分级制度时，我们更渴望的是多元的文化市场，自由独立的精神碰撞。分级制度不该变成类似于《海斯法典》般抗争姿态的另一种写法，它应给我们带来新的繁荣。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