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倒查追责让司法公正前进一大步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18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了解到，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1996年，呼格吉勒图错案发生时，冯志明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专案组组长。（12月19日《京华时报》）

与别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不同的是，呼格案在内蒙古高院审作出无罪判决后，当地相关公检法迅速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一方面是由于无辜当事人已“伏法”18年，人死不能复生，社会对炮制冤假错案倒查追责呼声强烈；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法治环境及法治精神在不断进步，公平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命根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从既往的冤假错案处理来看，程序一般分两步：一是“无罪判决”，二是国家赔偿，而后便没有了下文，或不了了之。这让司法公信力很受伤害。诚然，国家赔偿是对受害人及其家庭的补偿与安慰，但这绝不是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全部或唯一，只有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才是对受害人及家庭的最好交代，才是对公平正义的捍卫与维护。其实，根据相关法律，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其中有一条就明确规定，“可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总当这个冤大头，对确因办案人员个人因素所致冤案，要让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前提是通过调查明确责任，再根据责任确定相应数额。唯有如此，办案人员才不敢枉法办案。

当然，对冤假错案责任人的追究不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的是要查明其该承担的刑事责任。因为其对受害人及家庭的伤害是巨大的，有些甚至是无法挽回的，若不对之进行追责，公平正义就无法站立起来，更难以高扬于社会的上空。毫无疑问，司法是法制社会的总阀门，若其腐败丛生，或者有人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缺少最起码的敬畏，那百姓就难有尊严。

无论是浙江叔侄奸杀冤案，还是内蒙古呼格案，若非真凶到案，还有其家人及媒体的奔走呼号，真相定会来得更晚些，甚或永远难见天日，这绝非臆测。他们明明都不是杀人真凶，但当地司法部门却将之办成了铁案，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当事人还都“低头认罪”；浙江叔侄因此锒铛入狱18年，而呼格吉勒图更是失去了生命。让人不禁为之痛心与震怒，更有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之感，既然司法指鹿为马、摁倒葫芦当瓢打，那社会还会有公平正义吗？岂不是“家中念佛，祸从天降”？百姓还有安全可言吗？

人命关天，按理说谁都不敢也不能含糊，而作为司法部门更应慎之又慎。但可以肯定地讲，没冤假错案都有一个曲折而又离奇的故事，或者说就是受害人的一部血泪史。将原本子虚乌有的案子办得有鼻子有眼睛，而且滴水不漏、天衣无缝，除了办案人员丰富的想象力，其“力度”即便不说都可以想见。冤假错案受害人“自认”杀人真凶，离不开屈打成招。若是仅仅因客观因素办错犹可一说，关键是有些案件明明漏洞百出，而且当事人完全可以被排除，但在“命案必破”及业绩考核等利益的驱使下，仍被当作“替罪羊”“替死鬼”，这就不可饶恕。这不仅是将法律及百姓生命当儿戏，也缺少了最基本的人性与道德底线。事实上，一些办案人员就是藉此立功受奖，甚或捞取功名利禄。若不将这样的司法败类从严依法追究，恐天理都不容。

显然，若将冤假错案完全归罪于“严打”，这有失公允；说当时没觉察有问题，那是搪塞之词、欺人之谈。一个大脑正常的人，自己根本没杀人，断不会不打自招承认杀人，而且即便诱供顺着说，也会驴头不对马嘴，绝不可能说得分毫不差。这些冤假错案之所以圆满办结，说穿了就是办案人员自圆其说，用想象代替事实，甚或是凭空捏造事实，乃至伪造证据。这完全是一种地道的栽赃，严重违背了法制精神，丧失了最起码的法制坚守。是可忍而熟不可忍，但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审判，须经历公检法及相关程序，怎么就能一路绿灯？这暴露司法独立行使职能被架空，完全将嫌疑人当作了罪犯“同仇敌忾”，使得原本的相互监督与牵制成了一句空话。换言之，其中某一个部门若能恪尽职守，那这样的冤假错案就会被及时发现并纠正，就难以弄假成真，那让无辜百姓人头落地的骇人听闻的事或许就根本不会发生。

为了自己的“小九九”而草菅人命，这不是执法而是乱法，也丧失了最根本的法制良知，简直是心如毒蝎，若仍让其留在司法队伍中，那将是社会莫大的悲哀。呼格案倒查追责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关键还要看倒查追责的效果，罪与罚是否相当，绝不可喊得重打得轻，更不可“烂尾”或走过场。这需要司法部门冲破利益藩篱，还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并做到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而且该拿下的要坚决拿下，这才是对司法公平正义的至诚捍卫。对此，公众将拭目以待。

文/崔恒清

(责编：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