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电影和李银河的“天使”

　　最近发生了两起既引起众人瞩目围观、又让人“看不懂”的文化事件，一起是中国日报网报道：“《一步之遥》首映，一夜之间评价两极”；另一起是新华网报道：“李银河回应与变性者同居”。我认为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文化相似性，可以互为佐证解读。

　　首先，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和李银河的“天使”，都超越了社会文化的接受心理和思维惯性。

　　先说李银河的“天使”，学名叫transsexual。这到底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懂，问了度娘才知道，原来是指对本身性别不满意，而通过手术方式改变性别者，一般简称为TS，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天使”。李银河作为一位具有超前观念的性学家，和这样一位“天使”已经相处了17年，但一般人对这种性恋都还很少了解，而且在婚姻爱情伦理道德观念上很难接受，因此有的误以为“他”是同姓恋的“拉拉”，有的则把“他”贬称为“变性人”。尽管李银河现在做了很多坦诚的说明，宣称“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但对于这样的超越社会文化心理的“爱情”，许多人还是“搞不懂”。

　　同样，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也是一部特立独行的电影。虽然观众已经从《让子弹飞》中有所了解他的艺术风格和手段，但对于他这次居然把电影拍成这种样子，用如此火爆华丽的排场、肉色艳丽的大腿狂舞、枭雄阔佬的气派、美女野兽的疯狂，用把军阀时代十里洋场的政治的复杂、人性的丑恶、社会的病态以及荒诞背后的罪与罚都表现出来。这种“一部顶四部”的超大容量电影，着实让观众吃顶、大呼“烧脑费脑”。

　　其次，姜文的《一步之遥》和李银河的“天使”都突破了人们惯常熟悉的“叙事法则”，让人搞不懂他们讲述的“故事”。

　　李银河在她的博客和答记者问中讲述了她们“爱情”故事，交代了伴侣对她的追求以及两人相恋的的过程，甚至暴露了打动自己的“情诗”，称这位工人阶级姐妹的“他”生理性别是女性，但其自身的性别认同却是男性。李银河强调自己本是异性恋者，一直把“他”当做一名男性，和他的相处与和男性相处无异，而且“事实上他在生理上也做过一些手术”。但是李银河“叙事法则”实在太特别了，作为普通中国人，且不说大量未婚的青年，即便是已婚的成年人甚至包括有过各种性经验的老男，还是实在搞不懂他们17年的“爱情故事”。

　　姜文的《一步之遥》也是一样，他用各种包括传统、现代、超现代的电影“元素”、“符号”来“叙事”，更加之以各种隐喻、反讽、乃至以魔幻、荒诞、、幻觉、意识流的炫技，还有向国内国际上各种经典电影桥段的“致敬”，还有密集的王朔式的台词，但是这样的“叙事”除了能把观众搞晕之外，实在很难让人看懂旧上海的“阎瑞生案”里的“花国大选”和“总统遇害”的故事。

　　据说姜文电影的故事一向不乏故事“母体”，《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叶弥的小说《天鹅绒》，《让子弹飞》脱胎于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一步之遥》的前身则直接就是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我们在《一步之遥》中可以看到故事中人物在拍那部黑白电影。然而由于“叙事法则”的错位，圈内评论者认为《一步之遥》充满了信息量，诸多片段有着神采飞扬的发挥，但整体却好像汉朝的大赋言之无物。更有人直言“姜文试图以满汉全席来给观众填鸭灌汤，然而，动辄十来分钟的歌舞、宣讲段落，除了奇技淫巧、口吐莲花之外，几无叙事功能。姜文用浮皮了事、凹造型的上海叙事，延续了一个小传统，那就是新千年以来有关上海的电影，往往都会被编剧导演扭曲变形为做作之作”。

　　当然，如果观众对那个老故事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电影艺术知识垫底，或者凭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和丰富想象加以联想解读，或许能看出些门道，可惜编导把大多数观众、特别是年青的观众高估了。

　　第三，李银河和姜文也确实都“太任性”了，不是因为钱和权，而是因为他们“有想法”。李银河是王小波的遗孀，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性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她的学术著作《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酷儿理论》，特别是退休后出版的杂文集《我的生命哲学》、《我的心灵阅读》和《我的社会观察》。以及她在网络上不间断的发言，都说明她确实不愧为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在表达自己超前的思想的同时也在生活中这样和“天使”相处，在我们这些庸常的老百姓看来，就难免觉得有些“太任性”了。

　　而姜文呢，如果说他在《芙蓉镇》里出道和在《红高粱》里的表演还不足为道，那么他在《北京人在纽约》里确实已经成为公认的影星大牌。而他在导演《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特别是《让子弹飞》之后，确实证明他“有想法”。然而动用九个编剧的《一步之遥》，最终拍成了一部多少有些自嗨过头的影迷电影，不能不让人感觉他的“想法”可能“太任性”了。

　　而他们的“太任性”，也可能正好反映出当下中国文化的现实。而姜文的《一步之遥》和李银河的“天使”的同时出现和同样舆论反映，也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机缘。（曹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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