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编整治“为官不为”是服好药

公职人员上班时间网购、炒股、玩游戏，不仅本人要受处罚，还要倒查单位领导，甚至核减单位编制。去年9月以来，南昌市共查处为官不为案件86起，问责227人，21个单位被核减了编制。（7月17日《中国青年报》）

2014年9月，南昌出台了《国家工作人员“为官不为”“为政不廉”行为问责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发生打牌娱乐、上网购物、炒股等违规情况的，除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处理外，经本级编委批准核减该单位编制1名；一年内发现上述违规情况2人次及以上的，除按规定核减该单位编制以外，还要依法核减领导职数。

当很多人怀疑这些“看起来很美”的规定是否只会“鼓上蚤”之时，没想到一年不到，227名公职人员、21个单位就遭遇了“铁面孔目”。“不作为”不仅给违规当事人带来了严苛的问责处分，而且也“连累”了分管领导甚至单位。

减编整治“为官不为”是当前应时开出的一服猛药。李克强总理曾在不同场合狠批“为官不为”的官场乱象。“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敷衍了事，尸位素餐”，就是对这些“庸政”“懒政”官员一针见血地刻画。总理的痛心疾首，反映了当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其对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可想而知。面对这种严峻形式，只能“重疾”用猛药。南昌市将“为官不为”与单位编制挂钩，应该说在问责机制创新方面做了相当有益的尝试。

从南昌市目前整治的情况来看，不论是企业，还是群众，都明显感受到了政府办事效率高了，而且办事心情更舒畅了。这种服务对象所体验到的政府公职人员作风上实实在在的转变，反映了严厉问责带来的实效。现在很多地方治庸问责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有些问责制度“猛”而不“准”，其切入点往往没有指向要害。而南昌市的问责办法，无疑是“动了刀子”而且摸准了“关节”。“编制”往往被一个单位视为生存之本。当一个人的“不为”，却“牵累”领导，甚至给整个单位造成“减编”之时，无疑会在一方面给违规个体在氛围上制造巨大的心理压力感，提升他自行改错纠错的动力。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会大大促进领导和班子发挥主体责任的积极性，通过压力传导和事前预防，来尽量规避和减少整个单位各个环节每个人员出现纰漏的可能。

在当前很多为政者离不想“不为”还有距离之时，通过一些“强刺激”的手段来为不敢“不为”开出药方，应该说值得鼓励和点赞。不过笔者也提醒，“道高一尺”，也要提防“魔高一丈”，譬如少数单位会否在风头过后，用“超编”等隐蔽手段来对冲“减编”的规则创新疗效。这也许即是对治庸问责要实施长效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文/王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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