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

提要：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综合性考察。这些文献表明，中国民族主义是90年代之前国外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之一。其中心观点是，中国在近代之前的认同核心是华夏文化，并无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面对近代以来的失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了民族主义观念，用以作为抵抗外侮、建设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是对“冲击—回应”范式下的一种经验支持，民族主义的近代起源说及其历史作用因而成为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主义 中国学 列文森 美国

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少数几位学者在20世纪初期就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思潮，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是在50年代之后才开始研究民族主义的，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列文森的研究，他提出的“文化主义”概念及其向民族主义的转变，为学术界观察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框架，民族主义因而成为美国学者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再度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迄今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为最近30年来国外中国学界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这一时期国外学术界除了继续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之外，更多地集中于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各种特征的研究。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学术史简述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从数量上看并不多，这种情况是与学术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从传统上看，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后来居上的)，在清末民初之前曾经非常发达。但其研究大都集中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和语言方面，这种传统一般被称为“国外汉学”，对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兴趣不大。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饱受战乱之苦，也严重地影响了欧洲学者正常的科研活动。另外，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少民族主义意识，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较短，也难以引起足够的注意。此为本阶段的著述相对较少的两个主要原因。

真正开始严肃关注中国民族主义实践的著作应该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是费氏最有影响的作品，首次出版于1948年，其后分别在1958年、1971年、1972年和1983年4次重版，一直是美国朝野上下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尽管民族主义话题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但费正清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却成为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费正清注意到，在19世纪之前，中国人的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显得特别落后。费正清指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的基础就是儒家思想——这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普遍适应的治国之道。只要统治者治国有方，只要其实施“仁政”，那么由谁来统治都没关系。费正清将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一种“非民族主义”的传统。①此外，费正清还提及，民族主义是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被动回应。19世纪以来，满清政府积弱积贫，不能同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能适当地和及时地作出反应。在这一衰落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吸收了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这些因素开始发挥它们的改造作用。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费正清将之称为“新民族主义”，以便区别于此前的文化民族主义。②这就是80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界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的例证之一。

从1950年起，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开始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1950年，弗朗西斯(JohndeFrancis，1911-)撰写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一书在纽约出版。③弗朗西斯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主攻亚洲语言学，他在该书中主要讨论了汉字能否拼音化，是否应该拼音化，以及中国的现实政治与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避免民族分裂，那么中国文字就应该字母化，统一书写系统。该书出版之后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论，有的学者(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旅美学者杨联先生)表示赞同，但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如宾州大学中国文化教授卜德(DerkBodde，1909~2003)就担心，如果真的采用罗马字母取代象形文字，那么中国3000年的文字典籍将不复存在，因为用以书写这些典籍的文字媒介是不可能被成功地字母化的。卜德还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和知识界的积极参与，任何罗马化系统都不可能成功。④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列文森(JosephLevenson，1920~1969)撰写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也是“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实践者。《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但列文森在该书中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近代起源说，将费氏的理论进一步明晰化和理论化，并且首次区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认同转化，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50年代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进入“发展的10年”(decadeofdevelop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中国的盟国身份，美国朝野上下了解中国的诉求日趋高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在冷战时期，中美对峙局面形成，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渐突出。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美国高校加强对中国语言的教学和训练，促进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了解。而各高校相关院系和中国研究机构也从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大量研究资助，中国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6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很快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研究中国的重镇。

中国民族主义话题也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更多学者的研究范围内。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之后的30年间，国外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著超过20部，规模超前。

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

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外交、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民族主义是这种新兴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不过它是从属于后来备受争议的“冲击—回应”范式下的子课题。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是，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中国社会如果有变化，那么也是“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它不能依靠自身内在的动力走上与欧美一样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在外部(异质)文明的冲击、洗礼之下，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变。①上文中费正清所说的“新民族主义”，就是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而作出的选择。但在这个问题上，费正清并没有深入研究，倒是他的学生、著名中国学家列文森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分析。

列文森的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学说。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传统上并无民族主义观念，“中华帝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②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中并无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其认同核心是华夏文化。但中国在近代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开始瓦解，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民族概念，希望通过培养民族主义意识反对西方列强和救亡图存。因为这样一来，所谓的中西问题就从文化优劣之争转向了国家/民族之争，中西关系不在于“中国与西方文明程度如何，而在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位如何”。③

列文森在其另一本名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使梁启超解决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他用“非文化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non-culturalisticChinesenationalism)来表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解释方法：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这种新的文化价值，就能“从作为‘天下’的中国的失败中取得作为‘国’的中国的胜利”。④他还用一章的篇幅重新论证了上述看法，并重申，“当文化至上论绝望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⑤1968年列文森重申他的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民族情绪，是从19世纪来的，而不能回溯到18世纪”。⑥简而言之，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近代产生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放弃天下主义(文化主义)而代之以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

列文森的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得到了当时和此后多数学者的支持。哈里逊(JamesP.Harrison，生卒不详)更明确地指出，民族主义是中国的一个近代观念。①按照他的说法，文化主义又称为天下主义(universalism)，它含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文化原则，中国文化是天下惟一的、真正的文明，其完美的内在结构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自足性，其价值系统具有无可争议的“普适性”和不可挑战性。哈里逊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意识始于秦汉，虽然历经两千多年，尽管也有一些爱国主义、仇外主义以及对帝制和皇室的忠心耿耿，但占据中国人认同第一位的却是文化，不存在脱离了文化遗产的中国(ChineseState)或民族这样的概念。②二是政治原则。文化主义确认中国是“天下”的主体，其他国家或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华”(文明)与“夷”(野蛮)的关系。政治精英所忠诚的是儒家(也是中国)的统治方式和原则，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政权或民族，也即“华”、“夷”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一旦“夷”人接受了儒家文化，他们也就成了中国人，甚至可以合法地入主中国(“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之亦然。因此，这种文化主义的基础“是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信仰的接受，而不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民族主义”。③惠特尼(JosephB.R.Whitney)则将之表述为是中国“自文化实体到政治实体”的转化，儒家传统的天下观转而为外来的民族主义所代替。④这就是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化，或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近代起源。

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历史作用

列文森的近代起源说的逻辑终点就是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作用，即“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⑤19世纪以来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激烈冲突和激荡之中，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与中国的处处受辱，在“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之下，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社会变迁剧烈，内忧外患不断，作为一种社会情感、政治运动或社会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被视为中国人民在民族生存危机下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动力和社会力量的动员手段。的确，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中的每一个新的起点都闪动着民族主义的影子。换言之，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持续的主题，而且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社会和政治团体那里导致了“强国情结”的形成。6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约翰逊(ChalmesA.Johnson，1931~)指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动力，或者一种主线，贯穿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所有历史。

1968年，著名学者芮玛丽(M.C.Wright，1917~1970)将民族主义的作用进一步推展到中国近代革命，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动力(movingforce)。⑥根据这种观点，民族主义假以各种社会群体(学生、媒体、知识分子、农民等)，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及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理解成中国近代革命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以至于有的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要性尽人皆知。①

民族主义成了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约翰逊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他在该书中比较了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策略，认为日本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农民传统的乡土观念，农民相信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但是却不能产生本阶级的领导人物，共产党则及时满足了这种需要，于是地方军事组织因此产生，而共产党不但担任起了已经被动员起来的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的领导，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建设，并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这种成功的民族主义动员，使共产党获得了领导中国的权力和合法性，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②上述意见也得到其他多数学者的肯定，认为“中共在思想上对国民党的胜利，部分来自他们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③

另外有学者从青年学生运动那里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一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易社强(JohnIsrael，1935-)撰写的《1927至1937年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主要研究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到1937年抗战之前这10年间的学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嘉炽(Ka-cheYip，1944~)撰写的《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叶嘉炽利用已有的中文资料，分析了学生民族主义的由来和局限性，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学生的反基督教运动源于此时青年学生富国图强和反帝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因为学生运动在其天性上讲是软弱的，必须与其他政治组织联合起来。作为这种联合中弱小的一方，他们一般会失去对他们发动起来的运动的控制权，反而容易成为随后的镇压行动的目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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