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
——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4月28日）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出自《资治通鉴·唐纪》，是唐代名相陆贽劝谏唐德宗减轻赋税、体恤百姓时提出的主张。陆贽认为“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索取有限度、使用有节制，方能有所盈余，“虽遇灾难，下无困穷”。
这种生态观，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已有体现。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大网捕鱼，不射栖息的鸟；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荀子建议“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这些表述都反映出古人爱物节用、尊崇自然的理念。
《后汉书》记载了一个“珠还合浦”的故事。东汉时，广西合浦盛产珍珠，百姓以采珠为业。当地官吏贪图暴利，大肆滥采，珠源很快枯竭。一时间，商旅不至，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后来，孟尝出任合浦太守，他体察民情，力革前弊，让采珠业休养生息。不到一年，珠贝渐渐多了起来，老百姓把孟尝奉若神明。
孟尝当然不是神仙，但他懂得取用有节、行止有度，意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也有“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的说法。可见资源利用不能只顾眼前，还要作长远计，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
今日西湖，就是前人留下的一笔生态财富。北宋时期，人口南迁，土地紧张，围湖造田势头渐盛，西湖“水涸草生，渐成葑田”。于是，苏轼率领百姓修浚水道、退田还湖。他还给西湖划了一条“生态红线”：在湖中立三座石塔监测水位、确定水面种植区域。这就是“三潭印月”美景的由来。
但苏轼治理西湖，不仅仅是为了“我凿西湖还旧观”，更隐含着一种整体的生态观。他曾上书朝廷，陈述西湖五大作用，认为“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只为游观之美”。苏轼形象地说：“使杭州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中国古人非但很早就有关于自然生态的朴素观念，而且有丰富的政令实践。比如，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睡虎地秦墓竹简》也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等保护生态的具体要求。
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专门设有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被称作虞衡制度。《周礼》记载，设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到了秦汉，虞衡制度更加细化，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从这个角度看，当下行之有效的田长制、林长制、湖长制等，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中找到渊源。
鉴古知今。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到“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人文理念，再到“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醒世格言，5000年中华文明充盈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智慧，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
文/劲漪
编辑/钟祺、静玄
配音/南乔
音频剪辑/安先
海报设计/子棋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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