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抉擇【2】

（四）隻有回首過去，我們才知道自己已經走出多遠。

 

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為資本主義滅亡后的未來社會提供詳細的藍圖。他們只是粗略地設想，未來的社會將實行計劃經濟，商品貨幣關系將逐漸消失。

 

蘇聯一度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經濟，在新中國開創者們的腦海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蘇為師”，把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否定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不容置疑的理論原則。

 

今天回頭來看，反思蘇聯模式的弊端，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從1956年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中就已初現端倪。然而，“一大二公”觀念的重壓之下，“三自一包”的小草無法抬頭﹔“體制下放”的向下分權，不時遭遇“一平二調”的台風橫掃﹔反復出現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有如曇花一現，“放—亂—收—死”的魔咒始終揮之不去……思想觀念的僵化、認識水平的局限，讓種種嘗試都隻能是計劃經濟框架下的修修補補。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探索，終未跳出蘇東國家經濟改革模式的“上限”。

 

經濟體制的弊端與政治運動的沖擊，不僅窒息了市場經濟的發育，甚至令計劃經濟本身也難以為繼。多年的計劃經濟雖然打下了共和國工業化的基礎，但二三十年過去，中國經濟仍然是短缺的經濟、貧困的經濟、僵化的經濟。

 

一個被人們反復引用的事例是，沈陽有兩家廠，一家變壓器廠，歸機械部管﹔一家冶煉廠，歸冶金部管，變壓器廠需要的銅由機械部從雲南等地大批運來，而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國各地。一牆之隔的兩家企業不能橫向聯系，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那時的《人民日報》曾刊發一幅漫畫：某家企業為了買打字機，坐火車到北京來請示，相關部門領導辦公桌上的文件堆起厚厚一摞。

 

危機，打開了思想解放的大門。變革，指向經濟活動的最關鍵環節——資源配置方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破除思想迷信，堅持實事求是，整個中國的精神狀態為之一新。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日益興旺，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三大，商品經濟的概念日漸深入人心，中國在摸索中向市場經濟一步步靠攏。

 

發生在1992年的決定性轉折，給改革開放后持續14年的計劃和市場的爭論畫上一個句號。黨的十四大鄭重宣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

 

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明確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所有制理論的重大創新﹔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中國進入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內容的制度創新時期……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打開了現實的大門﹔那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確立了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核心內容，奏響了改革大業最激蕩人心的恢弘樂章。它不僅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徑和走向，更造就了中國大地上波瀾壯闊的時代巨變。

 

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抉擇。順著這條軌跡，今天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單兵突進的初始階段。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經濟制度創新與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相互交織、相互支撐。中國改革開放的航船，正駛向更深、更遠、更壯闊的海面。

 

（五）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大創新。

 

究竟是背棄馬克思主義，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從孕育之日起就面臨著這樣尖銳的拷問。

 

馬克思、恩格斯的確曾經預言，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將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全社會有計劃的生產將取代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列寧也的確曾經強調，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但是，“在將來某個特定環境中，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馬上做些什麼，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作為秉持科學態度的理論家，馬克思從來不曾將理想彼岸的目標，強加給還在現實此岸的人們。作為實事求是的革命者，晚年的列寧“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他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就主張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偉大，在於他兼具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解放思想的勇氣。

 

——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反對以理想取代現實，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為市場經濟的引入奠定了基礎。

 

——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准，是對抽象意識形態爭論的釜底抽薪。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南方談話，撕掉了長期以來貼在市場經濟身上的資本主義標簽，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道經典著作上找不到答案的“世界性和世紀性難題”由此破題。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新時期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新，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回答。它驅散了纏擾眾人心頭的迷霧，解開了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大問號，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更為豐滿，更加鮮活，更具時代性。

 

（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大亮點。

 

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照搬過本本，迷信過教條，走過不少彎路。高昂的學費讓我們警醒：隻有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強國富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走自己的路，談何容易。每一步創新，都面臨著保守僵化的教條和超越階段的激進的雙重挑戰﹔每一次突破，都曾遭遇繼承和發展、現實與長遠、漸進與闖關的兩難選擇﹔每一項決策，都可能要觸動既得利益的奶酪，迷失於“做蛋糕”和“分蛋糕”的眾口難調。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會不會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非公經濟的發展，會不會蠶食社會主義的公平？市場失靈和政府濫權，哪一種風險更大？效率與公平，孰輕孰重？怎樣才能實現雙贏而不是雙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正是在與諸如此類棘手問題的遭遇戰中向前推進。唯其卓絕艱難，更彰顯意義重大﹔越是錯綜復雜，越需要智慧高超。

 

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掀開了當代中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發展方式轉變的大幕。20年來，始於經濟領域的破冰，在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激起巨大回響，為全方位的改革發展提供了借鑒和動力：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公平正義，構建法制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牽引力﹔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徑﹔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讓經濟發展惠及更多民眾，和諧社會建設是市場經濟推進到一定階段之后的必然選擇……

 

如果說，20年前的巨大轉折，是從僵化的理論中振興了社會主義，那麼20年來的輝煌實踐，則以艱難的探索刷新了人們對於經濟發展模式的認識，為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開辟出一條全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