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緣於理論准備不足

摘要：我們因民主而產生和發展，卻又因民主建設滯后導致矛盾叢生，為什麼？不是懼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緣於理論准備不足。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就不能保証正確的改革路徑。經濟體制改革做錯了可以再選擇，政治體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那麼當前理論准備不足主要反映在哪裡？重點在於尚未確立起現代政治觀或曰新政治觀。

原題：新政治觀：創新點與突破口

公方彬

我們研究新政治觀，實質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為參照，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

中國共產黨走過90年的歷程，期間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兩次飛躍，第一次是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解決了民族獨立問題。第二次是鄧小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那麼，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次飛躍，保証中華民族崛起於世界，保証社會主義煥發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點在確立新政治觀。

強調政治觀的創新與突破，並非為了去除與他人存在的差異

有一個現象在較長時間裡讓人困惑，為什麼在我國經濟社會實現巨大發展的情況下，民眾的幸福指數並沒有得到相應提高，相反社會矛盾大量積聚，沖突燃點不斷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點是政治體制改革未能跟上時代的要求。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體制較計劃經濟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出很遠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導致錯位，進而產生矛盾和沖突，小則羈絆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影響經濟持續快速高效發展，大則危及執政。

邏輯和結論清楚，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未上路？有人認為緣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稍加分析便發現僅此不足以解釋現存的矛盾和問題，因為不改革死路一條，那時既得利益將喪失殆盡，故即使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也不會拒絕改革。也有人認為緣於執政黨出現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氣和改革熱情，不敢觸及民主政治，擔心政治民主最終與權力集中的領導體制相沖突，危及執政權。初看這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實則不然。共產黨並非天生反民主，列寧說過，沒有民主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對於一個沒有自己利益且由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其存在的理由和強大號召力就來自反對國民黨不民主，取得勝利也是因為堅持了民主。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理論是清晰的，問題是考察歷史與現實，我們又不能不承認，確實出現過、甚至今天仍然存在著民主不充分的狀況。我們因民主而產生和發展，卻又因民主建設滯后導致矛盾叢生，為什麼？不是懼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緣於理論准備不足。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就不能保証正確的改革路徑。經濟體制改革做錯了可以再選擇，政治體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那麼當前理論准備不足主要反映在哪裡？重點在於尚未確立起現代政治觀或曰新政治觀。

研究和確立新政治觀，首先需要回答什麼是政治觀。由於不同政黨或政治制度下的國家對政治的解讀並不相同，因此政治觀也存在著差異，站在新政治觀的角度認識問題，政治是不同利益主體為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種關系、開展的各種活動的總概括。政治觀是人們對政治的認識和判斷，具體講是對政黨、政治制度、政治活動的基本觀點和看法。我們研究新政治觀，實質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為參照，以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著眼點，從重新解讀和詮釋政治的本質內涵入手，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所以強調政治觀的創新和突破，並非為了去除與他人存在的差異，有差異才有特色社會主義，而是為了滿足時代要求，為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新政治觀：關注方向、創新點與突破口

新政治觀，一個“新”字便指明了關注方向和創新點與突破口，同時涉及調整什麼和為什麼調整。從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礎上的政治訴求不斷拉近的情況看，冷戰結束后，世界政治生態一直處於變化中，“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沖突理論漸成主流，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觀不斷調整。比如美國冷戰時期確立的四大任務之一是“消滅黃禍”（共產主義），而今著力於“把非融合性斷層國家改造為核心國家”（《五角大樓的新地圖》），而核心國家中就包括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義與制度之爭。這些都意味著再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解釋世界，已經缺少更大的說服力，尤其反映於精神領域，這種變化給我們的挑戰更為嚴峻。由於西方社會原本就沒有把政治與精神系統相聯系，甚至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傾向於負面，所謂“不讓政治家說假話相當於不讓狼吃人”，那麼冷戰結束對他們來講只是換了一種國家博弈方式，不會危及精神和信仰。我們就不同了，由於革命而把共產黨的政治及其領袖神聖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這種信仰高度依賴理論的先進性，同時離不開環境氛圍的強化，所以，階級對抗越激烈，環境條件越殘酷，犧牲度越高，信仰愈堅定，這也是革命先驅甘為勞苦大眾拋頭顱洒熱血的重要原因。冷戰結束，鮮明而不可調和的階級斗爭不再，強化信仰的環境因素消除，堅守信仰變得艱難，這就是冷戰結束對我們的挑戰大於西方的緣由，是建設新政治觀的重要推手和動因。

從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價值系統發生重大改變的情況看，革命與執政差異很大，革命講的是暴力，執政強調的是平衡與妥協，革命採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階級矛盾，執政是消除矛盾、彌合分歧，革命時強調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執政時強調階層之間可以實現和諧。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階段通過剝奪一個階級的利益來維護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執政階段必須滿足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革命階段為了根本目的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執政階段不能通過犧牲來實現，隻能提供各利益體的平等博弈來調節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異，決定了以革命階段的理論來指導執政階段的行為，已經失去實踐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問題聚集於共產黨執政依靠誰？盡管我們習慣說依靠人民，問題在於人民一直是個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著非人民，執政狀態下的中國已經沒有能夠構成階級的非人民，那麼對人民是否作出區分？現實看我們確實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並且是那些“有利於執政的人群”，這一點從拆遷時的對壘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說利益關系的調整導致了黨政官員或公務員系統成為普通群眾的對立面，這些人享有的隱形福利已經讓納稅人感受到一種新的剝削產生，搞不好還造成了人民虛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既然症結不難弄清，為什麼仍然坐視大量矛盾堆積？就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未能與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制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政治觀未能實現突破，這也是建設新政治觀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民眾獨立思考和求異思維能力大大增強、網絡為表達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間的情況看，也需要重新解讀政治以獲支撐。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期間，香港有媒體評價：“鄧公最大的貢獻是教會了國人如何思考。”的確，1978年的真理標准大討論，好似歐洲的啟蒙運動，讓不會思考的中國人跳出“兩個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為思考而推動著政治的改變，使威權政治向平民政治轉變。與此同時，新規則、新技術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時代、網媒時代。疊加作用的結果，不在於理論說了什麼，而在現實表現與理論是否一致﹔不在於過去曾經做出什麼，而在當下正在做什麼，甚至是否能做出什麼。美國總統奧巴馬雨中演講無人為其打傘，而我們一個20多歲的鄉鎮長卻有人為其撐傘﹔我們的官員公開場合大談西方社會腐朽，要求大眾愛國奉獻，私下卻用貪腐來的錢將妻兒移民西方，自己當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讀政治，確立新的政治觀，就不可能以新思維建構政治體制、規范政治活動，必定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執政基礎隨之瓦解。這也是建立新政治觀的重要原因。

確立新政治觀需著力開展的工作

重新解讀政治，確立新的政治觀，表面看命題敏感而重大，其實是對已有創新成果的總結。鄧小平提出“人類共有文明”，江澤民闡明“政治文明”，胡錦濤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領導出訪時講到“我們不輸出革命，也不輸出貧窮”的思想，都說明我們的價值坐標乃至政治觀已經改變。因此，這裡要做的只是化零散為系統，化漸變為標志性變革。 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更為關鍵。

一是重新解讀政治信仰。人在社會中有三種狀態：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隻求功利而無精神追求者。確立了新政治觀，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來講，新政治觀的產生不是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推翻，而是順應政治生態變化和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新解讀，即以新解讀避免這一終極追求在實現途徑和階段特征上與現實脫節，根本是為了提升其穩定性和恆久性，保証得到更加廣泛、更為自覺的追尋。當我們真正清楚共產主義實際是人類的必然選擇和終極追求，那麼現實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礙，而是階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歸，也便不再沖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來實現。如果這樣的思想為人們所接受，我們與世界也就能實現和諧，同時政治信仰也會穩定下來。

二是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大國崛起於文化和文明，隻有立身於人類文明的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才敢言崛起，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就是佔領制高點的重要舉措。將此視作新政治觀的應有之義和必須完成的工作，源於核心價值觀直接影響到制度設計和權力的運行，進而影響著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它是國家認同的載體，也是國際溝通和相互認知的途徑。當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真正確立起來，我們便跳出單一的以政治制度標准評價世界的誤區，開始結合國家利益標准、倫理和法理標准等多種標准評價和解釋世界。

三是建立執政黨的政治倫理。政黨的政治活動需要建立與大眾道德和社會公德有區別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倫理或政治道德。政治倫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點，都屬於柔性約束，依靠的是人內心深處的道德法則，但倫理規則一旦被公眾所接受，就會化作評價標准，就能夠由柔性化為一定程度的剛性。由於政治倫理奠基於價值觀，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須進入黨的政治倫理。包括：公權力由人民賦予人民就有權利剝奪﹔自覺接受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職務越高、權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權力崇拜，諸如此類。政治倫理對我們黨來講是全新的命題，它構成新政治觀，同時也奠基於新政治觀。

四是設計新政治觀下的體制制度。中國的政治主體最主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政治體制制度設計實質上就是對二者權力義務的規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對執政黨及其成員行使權力的邊界、履行責任的程度進行規定。一黨執政，制度設計不能有效限制集團內成員的利益，就等於造就既得利益集團，同時弱化集團內成員追求高尚的動力，目前官員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於利益過多過大。 這裡還有一點不能回避，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這是現代政治所確定的，但誰和誰分享權力，分享哪些權力，怎樣分享，這一定是制度設計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體制制度是否先進，關鍵看設計是否符合公民社會的政治運行規律，保証動態平衡。而能不能設計出科學的權力運行模式，又決定於是否確立新政治觀。

五是形成與新政治觀相一致的話語系統。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話語系統，每一種話語系統都與其文化傳統、政治制度有關，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話語系統很重要，比如當前中國就存在著三大話語系統不交融的問題，包括政治話語系統或政府話語系統、精英話語系統、平民話語系統。政治話語系統多出現在政府執政權力觸及的層面和領域，平民話語系統多出現在網絡等新媒體，精英話語系統兼顧二者。如果我們不能實現話語系統的更新，融合三大話語系統，長此以往必定撕裂社會。導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於政治觀，那麼實現三者交融的出路在於新政治觀。話語系統還有一個表現領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國與世界話語系統不交融的問題，這直接帶來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困難，不能夠產生別人聽得懂的話語系統。由於話語系統奠基於政治坐標和價值尺度，那麼將別人聽不懂和不願聽的話語系統變為可聽、願聽的系統，就必須有新政治觀的支持。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