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朝惠：“仇官”是特權崇拜的另一面

　　我們這些曾生活在物質稀缺年代的人，幾乎都是“擠大”畢業的：買車票要擠，上車要擠，在車裡也要擠。擠，其根本原因是資源稀缺(哪怕是暫時性短缺)。

　　幾年前的春運期間，在東莞某火車站，一旅客眼看擠不上火車，情急之下拼命從車窗爬進去。好心的車站工作人員於心不忍，伸手幫他一把，不料被好事者拍下來在網上曝光，輿論為之一片嘩然。其實，扒窗上火車早已成為中國春運的“傳統習慣”，走的人多了幾乎成了路。

　　擠，也因為監管缺位，規則失守。在任何一個排隊等候辦事的窗口，如果有人插隊，先到者的時間和機會平白無故被插隊者剝奪，心裡會憤憤不平。要是插隊的人太多，老老實實守規則的反而吃虧，結果大家都不想排隊了。公共汽車站不時發生那種一哄而上的“肉搏戰”，就是插隊者擠出來的結果。但在銀行、機場等監管比較到位的場所，這種混亂場面幾乎不會出現。所以，說國人不喜歡排隊有些過頭，規則失守主要還是因為監管不到位。

　　實際上，上述插隊者都是拼肌肉的“體力勞動者”。像春晚小品那個有人求助就拍胸脯說“沒問題，包在我身上”，卻隻能卷起鋪蓋連夜到火車站擠著幫人買票的郭東臨，甚至連插隊都不敢。真正有能耐的插隊者不用體力，用權力。利用權力插隊，有一個專有名詞，就是尋租。

　　插隊導致 “小人得志，老實人吃虧”， 我們稱之為“劣幣驅逐良幣”——市場上，假貨充斥，真貨被排擠﹔官場上“清官難當”﹔在一個組織裡面，高能者外流，平庸者沉澱。“劣幣驅逐良幣”會加速道德退化，信用崩塌。因為你不守規則，我更不守規則，大家層層加碼，人的行為就出現逆向選擇，道德底線會漸漸下移，信任紐帶會漸漸斷裂。

　　通常認為，“劣幣驅逐良幣”是因為沒有公平競爭的保障機制和市場定價機制所造成的，解決之道還是要強化這兩大機制的作用。比如，一般產品和名牌產品各有其市場定位，各有其需求，不會“劣幣驅逐良幣”。但如果冒用名牌標識，兩相混淆就會使定價機制失靈，這就要嚴肅查處。又比如排隊，如果有人維持秩序，讓插隊者沒有可乘之機，守規則的人就不會吃虧。

　　但如果維持秩序的人被收買而“花了眼”，對插隊者視而不見，或者自己變成了插隊者，又該怎麼辦呢？前段時間，河南省陝縣法院某法官還真的“花了眼”，錯判一案。而前幾年，湖南邵東一個已被貴州師大錄取的名叫羅彩霞的女生，就硬被一個公安局的政委擠掉，用自己的女兒冒名頂替去上學。相比於“體力型”插隊，“權力型”插隊更有“殺傷力”。當權力自己搶前插隊時，它能一錘定音，批發性、隱蔽性地操控各種資源。這導致了權力崇拜和特權觀念的滋生。人們到政府部門辦事習慣於找熟人照顧，實際就是找一個能幫他插隊的人。經常看到馬路邊上一個警察正在對違反交通規則的人開罰單，而那個違規者此時正忙於打電話找熟人說情。

　　崇拜特權的另一面，就是仇視、質疑特權。特權和蠻橫的“體力型”插隊者一樣，霸佔了別人的時間和機會，使人產生強烈的相對被剝奪感。它還改變了游戲規則所明確的預期，使人無從信任掌權的人。所謂政府公信力下降也由此而來。正因如此，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斷言，政府有可能摧毀信任。

　　政府要不成為摧毀信任的力量，就要護隊而不插隊。轉型時期，政府仍習慣大包大攬，與各種利益並未真正切割，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各級政府對自己興趣和注意力所指向的事情，總習慣於用權力強力推進，一轉身又把自己變成了插隊者。比如，把商業拆遷變成政府行為﹔各地爭相建設“征信系統”，收集公民和企業的不良記錄，供人查詢。又比如，幫人消除交通違規記錄，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產業鏈”。

　　建設有公信力的政府，關鍵還要推進政務公開，提高透明度，接受全方位監督。現在是網絡時代，“圍觀”所形成的強大力量，使插隊者難以逃遁。這幾年，各地政府在“圍觀”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危機感”。透過這種“危機感”，或許才能真正聽到政府公信力成長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