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輿論對楊錦麟“變臉”並非“仇官”

12小時之內，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從一個“受害消費者”變成了“恩將仇報者”。他網上自述在杭州打車“被宰”，卻因副市長向其道歉，遭遇網民的批判聲浪。十天后，他首次接受專訪，直面網絡聲浪。“事件雖小，但我遭遇的所有聲音，如實折射出當下中國社會的仇官心態。”楊錦麟對記者說。

這是一個頗具戲劇意味的私人性公共事件：楊先生在蕭山機場打車被宰，微博吐槽后，網民聲援如潮﹔等到官方“意外”介入，這種雷霆般解決的速度又讓網友深感受傷——於是，楊先生從一個普通的受害消費者，被直接劃歸為特權蔭庇者。此后，隨著“宰客司機曾提醒楊先生遺失物”等細節被幾何級數放大，楊先生更是從“喜羊羊”搖身成為“灰太狼”。

在表層化解讀完地方客運亂象之后，公眾興趣更多地聚焦於公共輿論的“變臉”。有人說，如果發微博的不是“楊錦麟”，或這三個字隨便替換掉一個，乘客的權益還會如此“幸運”、地方官員還會如此“關心”嗎？答案可能心照不宣。遺憾的是，對於網友的態度轉變，更多人解讀為“仇官”，如中山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張志安認為，這一輿情現象的形成，主要源於網絡普遍的仇官情緒。而對於“炫耀特權”的責罵，楊先生自己也覺得，“在普遍的仇官情緒之下，這件事對我來說沒什麼可炫耀的。”

“粗暴站隊”或者“簡單標簽”式的輿論，固然呈現出非理性的特點，但眾聲喧嘩果真是“仇官”使然嗎？“仇官”常被用來解讀所有關乎權力作為與權力身份的事情，但它本身或許就是個偽命題：一是官員本身也是為人父母、為人子女、為人兄弟、為人友朋，戴上官帽未必就立馬十惡不赦﹔二是如同“仇富”的說法一樣，必是先有權力失范或財富失衡，然后才有近乎成見的“仇官”。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具體到公共事件而言，所仇所恨的，大抵是權力本身的吊詭與可疑，而斷不至於因為“官”的身份就劃入異類。輿論同人一樣都是有價值取向的，被屢曝貪腐証據的官員難道不該仇恨嗎？動輒以勞教恐嚇公民的官員不能仇恨嗎？……如果對權力的合理批判不得自由，那對正義與公平的贊美又有什麼意義？

輿論在楊錦麟事件上的“變臉”，並非“仇官”，而是對市儈權力的敏感與警惕。楊先生固然沒有索取特權，但公權主動以VIP待遇貼近公眾人物，這種選擇性執法，其背后的邏輯昭然若揭：在權力的功利主義思維裡，楊先生早已不是一個普通公民，而是被放大了影響力的媒介工具，因此其權益處境往往帶有廣告效應，美談還是惡評，關系到地方的面子、權力的運氣——因此，楊先生肯定不是被宰得最狠的，其問題解決得卻幾乎是最快的。日本人的自行車，專家的電腦包……權力一旦趨炎附勢，即便奇跡連連，基於底線的道德准則，民眾也會心生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