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赫芬頓郵報》：外交創新缺口危及中國競爭力

　　美國《赫芬頓郵報》12月11日文章，原題：中國的“另一種”創新缺口　外界普遍認為，“創新缺口”將危及中國的經濟競爭力。但一個國家要在當代世界保持領先和繁榮，技術並非唯一需要創新的領域。如今全球環境瞬息萬變，應對種種挑戰需要靈活和有創造性的外交政策，但中國在外交上表現出明顯惰性。其外交由“不干涉”和“主權”之類的默認規則指引，它們所提供的方案雖簡單，卻毫無想象力。

　　輿論認為中國科學創新缺失根源在教育，但令人意外的是沒人就治國方面提出類似問題。中國的教育體制是否造成了（至少部分造成了）該國外交政策創新的缺口呢？

　　這是筆者2011年在中國外交學院任教時常考慮的問題。該學院是中國培育外交官的“搖籃”。課堂內外，筆者與學生們談論從中國“軟實力”攻勢之得失到解放軍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各種話題。中國學生每次辯論都會拿出大量事實和數據，他們的地理學知識廣博，對世界歷史的了解遠超筆者在美國的同行。但在分析和辯論上，卻見解膚淺、狹隘，反映出對政府立場不加批判的接受。

　　有一天我向一個特別聰明的外交專業學生提出有關中國不顧國際譴責在蘇丹投資的問題，他的回答是重復了中國的不干涉政策。我問該政策好不好，他困惑地看著我，仿佛從未考慮過這個問題，最后說：“這是我們國家的政策。我愛國，所以當然支持國家的政策。”

　　這些中國學生有時拒不接受其他思想，讓人覺得辯論下去似乎也不會有結果。他們會對美國的某些外交政策進行尖銳而中肯的批評，但每當中國政策受攻擊時，就會退回到不加批判的民族主義殼中。這與筆者在美國公共政策學校的經歷大相徑庭，在那裡，美國政策的方針永遠遭到質疑。

　　這種思維僵化可歸因於中國教育體制的兩方面。其一、課程設計注重死記硬背，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創造性思維。其二、教育文化不鼓勵好奇探索。

　　這樣造就出來的外交精英從根本上不願挑戰現有的正統。短期而言，這可能有利於中共政權的存在，但很可能造成當前、或許還有未來中國創造性領導力的缺失——如今的挑戰日益需要中國具有這種領導力。（作者馬克·賈，汪北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