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江：“每年2700億不知去向”正是“公路三亂”之源

央視報道稱，地方公路“三亂”問題依舊亂象叢生，而媒體推算公路每年罰款為2700億元。這些錢的去向和用處都未透明，成為一大疑問。報道稱1名司機從江蘇出發，貨車總重量為89噸，到河南變成110噸，到山西變成126噸，所到之處被多收費。（央視12月26日）

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這些公路“三亂”現象，雖然一直以來飽受詬病，但其存在顯然已非朝夕之間。於是，有道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長期存在的公路“三亂”現象，指望輕輕鬆鬆便能畢其功於一役，自然並不現實。

不過，假如是個老病號，卻不積極療治，甚至諱疾忌醫，最終拖成絕症，或許並不意外。但是，明明對“病情”了如指掌，也不斷“用藥”，甚至還曾用過猛藥，病情卻仍未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乃至久治不愈，恐怕多少令人糾結。對於公路“三亂”而言，類似的曝光與嚴厲整治，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高調上演，真要追溯的話，更是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便已民怨沸騰。從1994年起，國家就開始對公路“三亂”不斷進行治理，至今快二十年過去了，即便是“病去如抽絲”，也該“抽”得差不多了，何以“藥”吃了一籮筐，“療效”卻基本見不著呢？

應該承認，對於公路“三亂”的一些治理措施，其實不能說不給力，有些地區為了治理“三亂”，甚至將免職人員從涉事層級上溯兩級，直接與官員的“烏紗帽”挂鉤，按說應該有足夠的威懾力，但現實的情形為何仍然療效不佳呢？不過，謎底其實並不難揭開。當公路每年罰款據推算高達2700億，而這筆巨額款項的去向和用處卻不得而知時？答案其實已暗藏其中。

不難看出，公路“三亂”早已不只是簡單的行政亂象，而是成了“年產值”高達2700億的地下產業。假如說其他暴利產業的一本萬利，或多或少還需要投入些本錢的話，隻需攔車收費即有每年數千億的入賬，公路“三亂”可謂不折不扣的無本萬利。尤其是當公路“三亂”收費往往是直接的現金交易，根本沒有任何罰款或收費憑據時，2700億完全游離於財務監管之外，不僅直接制造了利益“黑金”，更令公路“三亂”的監管基本如同“重拳打棉花”。

事實上，公路超載現象，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但以超載治理為名的公路“三亂”非但無助於治理超載本身，當“罰款佔到了運輸企業固定成本的10%”，甚至逼得很多運輸企業非“超載”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公路“三亂”其實已陷入治理悖論。而同樣是公路超載治理，國外一些國家為何能規避上述悖論呢？在加拿大和美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進行超載貨車對道路的損壞研究，建立了嚴格的法律制度，廣泛採用車輛靜態和動態稱重設備對車輛超限情況進行檢測。在澳大利亞，對超限超載的處理方式一般是修路，即按承運貨物的起點到終點，負責修理該路段所有的損壞路面。無論是超載的統一化檢測指標，還是罰則上的去利益化，都使得公路“三亂”幾乎無縫可鑽。

從這個意義上說，真要對國內公路“三亂”釜底抽薪，更需從公路超載治理手段與機制入手。不難設想，假如國內公路超載的治理也設置統一的檢測標准，設立專門的繳納賬戶，並嚴格限定其必須用於公路的維護保養，當去向和用處都被擱在了明處，執法權不再能折現為巨額收益，公路“三亂”失去了利益驅動，自然難以“春風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