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房價越漲，越要加緊反腐

　　安居才能樂業，自古至今皆然。各國工業化、城市化歷程表明，相比較而言，人們在低房價時代的腐敗寬容度更高，腐敗痛苦指數較低，對政府反腐敗的滿意度趨穩﹔反之則腐敗寬容度低，腐敗痛苦指數高。

　　近日，網絡熱炒的“房叔、房嬸”，以及擁有多套房產的官員急於脫手名下房產，正反映了人們在高房價時代愈演愈烈的“獵腐”心態。反腐敗“房價心理參數”並不足怪。因為住房既是資源型商品，也有准公共品特征。保障住房即是保護民生，平抑房價即是平穩民心。中國政府投入巨大政策資源、財政資源和土地資源解決的住房保障問題，本身既是社會民生問題，也有廉政建設問題。

　　政府在高房價時代治理腐敗，越來越需面對民眾的零容忍立場和網絡“集體凝視”。如果把平抑房價視為轉變“土地財政”發展方式和改革軟著陸之要務，則讓公眾懸而未決的反腐焦慮“落地”也迫在眉睫。否則，居高不下的反腐壓強將造成輿情高頻振蕩和社會高度緊張。因此，需多管齊下，防止零容忍心態在逼仄的情緒通道內發酵異化。

　　第一，阻抑腐敗泛化的負能量。與住房問題相似，人們把就業、上學、看病等領域的機會不均、社會不公歸因於腐敗，甚至滋生“無人不貪，無事不賄”的腐敗泛化心理。據社科院2012年《反腐倡廉藍皮書》披露，公眾一方面對郭美美風波、足壇打黑和校車事故等涉腐事件口誅筆伐，對社會誠信缺失、行業腐敗等表現出“零容忍”態度﹔但也承認身不由己，在求職就業、子女教育和看病就醫時的辦事請托率和辦成率較高，在關涉自身利益時對腐敗“寬容忍”。這種腐敗泛化心理更為有害，因為它蛀蝕了民眾信心、民間信仰和社會信任的根基。因此，加快整治教科文衛等社會領域的“軟腐敗”，與查處貪贓枉法的領導干部的“硬腐敗”同樣重要而緊迫。

　　第二，用好民眾反腐的正能量。上世紀70年代，在引致香港廉政公署得以設立的“葛柏案”中，英籍高級警官葛柏貪污400余萬港元並潛逃，而當時中心區100平方米的公寓隻售約2萬港元，因此引發民眾“反貪污、捉葛柏”大游行。后廉政公署乘勢而上，以懲貪風暴於20年間造就了“廉潔香港”。

　　今日之中國網民已把房產作為官員廉潔度的重要參照物。如坐擁21套房產的廣州“房叔”蔡彬，從被網友曝光到被紀委雙規隻有15天。但網絡並不能自動反腐，反腐敗還要靠管用有效的制度機制。應堅持“疏優於堵、做強於等、快好於慢”的原則，對網絡反腐採取傾聽包容、可管可控的自信態度，加大對官員個人事項、財產申報信息等的有序公開與稽核力度，拓寬捕捉網絡案情的渠道，建構公眾釋放反腐倡廉“正能量”的長效機制。這是規避人們在信息不對稱中頻現“有產皆貪”的“疑官—仇富”扭曲心理的長遠之需。

　　第三，防止分配正義的日食效應。公眾對高房價和收入差距的難以容忍，恰與對腐敗的零容忍形成疊加。唯有使平抑房價和住房保障的政策“落地”，民眾關於官員房產此起彼伏的“合理懷疑”才會落潮。否則，在高房價時代，人們會放大保障性住房小區中的一輛豪車而不管其是否為暫時停放，正如看見日食便急於宣告世界末日。讓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使用成為公開透明的廉潔工程，才能以治理腐敗的實際成效取信於民。(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