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嘉琛：解異地高考困局需深化改革

在輿論的千呼萬喚中，北京、上海、廣東的異地高考方案終於出台。然而，北京市公布的過渡方案隻明確了中職、高職的放開時間，未提及大學本科放開的時間表﹔廣東將分步解決隨遷子女異地高考問題，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地籍考生2016年起與戶籍考生同等報考和錄取﹔上海異地高考方案則與居住証制度挂鉤。

京滬粵三地拖到教育部規定的“年底大限”才公布具體方案，足以說明異地高考改革的掣肘之多和阻力之巨。異地高考方案最終能夠順利出台，已經可以視為某種進步。不過，這些以過渡和漸進為底色的方案，為外地戶籍學生設置了較高的門檻，與公眾期待的結果存在較大差距，並不能從根本上破解異地高考困局。

異地高考涉及復雜的利益博弈，京滬粵又是高考生源主要流入地，改革舉步維艱完全在意料之中。畢竟，異地高考既要妥善處理人口與資源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又要妥善處理各級教育資源的供需矛盾，還要統籌兼顧本地戶籍學生和外地戶籍學生升學考試的利益，改革難度不言而喻，想一步改到位肯定不現實。

正因如此，京滬粵三地分步推進異地高考改革，是符合現實的理性選擇。但是，要想讓數百萬異地考生真正享受到改革紅利，地方教育部門還需有進一步的實施細則和后續制度保障。例如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借考”事宜，就必須盡快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同時，異地高考改革不能僅在中職高職等“淺水區”摸石頭，還必須穩步向“深水區”推進，這不僅要有具體的時間表，還要有清晰的路線圖。

從輿論反饋來看，推進異地高考改革需要因地制宜，但也要從頂層設計的層面綜合統籌。異地高考困局的根源是全國性的，但最直接的利益博弈卻在各地戶籍考生與非戶籍考生之間，如果僅由各個地方自行安排，最終方案必然遭遇門檻高、執行難的老問題，改革效果也將大打折扣。因此，破解異地高考困局，不僅需要地方政府拿出改革魄力，更需要在國家層面制定系統性的宏觀配套政策。

進一步說，異地高考困局是現行高考制度衍生的問題，其治本之策實質上在於深化高考改革。需要改革的不僅有“報考”的方式，還有“招錄”層面存在的問題。事實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要“完善高等學校招生名額分配方式和招生錄取辦法，建立健全有利於促進入學機會公平、有利於優秀人才選拔的多元錄取機制”。但是，與戶籍挂鉤的高考招生名額分配制度改革，始終沒有實質性進展，大學辦學和招生自主權也沒得到充分保障。

高考改革關系到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已經無需再証，社會各界也早已形成改革共識。異地高考只是現行高考制度最突出的一個問題，“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改革，難以收到良好成效。如果不能從國家層面整體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如果高校招錄和辦學制度不能革故鼎新，如果不能切實推進教育資源均衡化發展，僅僅寄望於從地方來突破改革的堅冰，不僅異地高考問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教育領域的其他難題也將變得更加復雜。

（作者為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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