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改革急需明確邊界

　　最近，“改革”成為最熱門的政治詞匯。乍看，在媒體和學者中間對改革的談論已經熱火朝天，改革熱在嘴上、熱在面上。要憲政民主、要廉潔政府、要和諧社會，這些都是改革目標，而不是改革路徑、設計。改革要從空談落到實干上，必須觸及一些實質問題，尤其是要在改革的邊界和底線問題上形成基本共識。如果沒有這些基本共識，就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政治革命或政治暴動。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要涉及權力來源問題，還是以規范政府機關的權力使用為重點。權力來源問題是政治的核心，權力來源於誰就對誰負責、受誰監督。理論上，中國政府的一切權力來源於人民，現實中還遠不是這樣。如果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真正來源於普通選民，那麼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一府兩院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高。然而，涉及權力來源的改革是大動作、大改革，風險大，有可能翻船，但風險收益也可能大。2011年“阿拉伯之春”就是從權力來源的角度重新、徹底地洗牌，引起政治、社會大的動蕩，至今可以說，這些國家已經為改革付出巨大代價，而民主穩定還遙遙無期。相比之下，把改革重點放在用好權力上，風險小、可預測性強，但也有可能收效小，可能錯過改革的最佳時機。因此，我們需要判斷涉及權力來源的改革是否在積極穩妥的范圍內，以及能否凝聚全民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具有中國特色政治改革的邊界。

　　第二，是繼續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還是把社會公平擺在首位。這是時下中國社會出現所謂“左右之爭”的根本分歧所在。人類歷史發展表明，左右沒有優劣之分，關鍵還是要判斷在當下，一個時期的最迫切需求是什麼。1949年前中國民眾被“三座大山”壓迫，社會公平需求佔首位。而1978年后經濟發展則成為迫切的全民訴求。但現在呢？“兩者兼顧”的回答太簡單，必須有更深入的探討，進而決定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和國家資源調配之間的邊界。

　　第三，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還是通過全民討論來確定改革的路線圖、時間表以及頂層設計。這是一個涉及到改革步驟的問題，即改革是否要經過全民爭論以達到共識的過程。在這個問題上，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改革就是從意識形態的全民討論開始的，結果卻導致意識形態的混亂，繼而導致蘇聯的解體。但我們同樣也不會忘記，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就是一場關於“真理標准”的全民討論，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產力。理論上看，我們已經摸了30多年石頭，各種問題應該清晰了。但事實上，對於改革的路線圖、時間表以及頂層設計的討論，甚至爭論，還遠遠沒有結束。而這些爭論，有可能會促進團結，也可能會分裂社會﹔有可能會積聚社會資源，也可能會浪費資源、空談誤國。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如何形成共識，就涉及到中國特色言論自由的邊界。

　　凝聚基本共識，有賴於社會內部的互動，更需要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政府發揮引導作用，發出明確信號，有利於形成改革需要的共識。否則，民間、社會就會不斷測試政府的底線和信號，引起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西亞非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