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中國近代歷史演變的關鍵是群己界限

2013年1月9日，在梁啟超《新民說》創作110周年之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新民，一個未竟的使命”主題文化沙龍。以下文字來自於主題演講。

什麼叫關鍵？就是破局。局是破不了，因為現在都是迷局，不可能一下子破。什麼是關鍵也是見仁見智，每個人對近代思想和近代歷史演變都有自己的思考路線和選擇，什麼是關鍵也是見仁見智的，但是就我自己的角度出發，如果聯系到“新民”這個標題的話，我認為中國近代歷史演變的關鍵是群己界限的問題，就是自我跟一個群體之間到底是什麼關系，這個群己的界限是怎麼劃的，這個不能說是最終的關鍵，但可能是關鍵之一。這是我自己對這次命題作文，所謂破局也好，所謂什麼是關鍵也好，什麼是中國現代敘事的第一義也好，但是我想不一定是第一義，但是其中肯定是很重要的一義之一。我先把這個話題拋出來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什麼叫群己界限？群己界限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在近代，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有一個最重要的現象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就是王權的倒塌，作為一個王朝，通過辛亥革命，大清帝國的覆滅，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鍵點。我們現在非常清楚，一個王朝轉變到民國，再轉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這個歷史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用倒推電影的方法回到當時的情境，讓自己出生在大清滅亡的關鍵年份，我們就會感覺到自己並不清楚未來是什麼樣的世界。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破局的問題，這個局並沒有破，包括到現在也沒有破，在那時候更加不清楚，因為皇權突然倒塌，皇帝不再，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選擇，走什麼樣的路子，自己跟旁人的關系、自己跟國家的關系、自己跟帝國的關系、自己跟皇帝的關系，通通都是一鍋粥，這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現象。所以為什麼剛才王老師說民國初年到最后大家認為還不如大清，就是因為那時候太亂了，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樣來布這個局。

認同的基點是什麼？“皇帝”是什麼？

在回到群己界限的問題上，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讓大家困惑的問題就是，一個大的帝國或者一個滿清王朝倒塌之后，我們最終的認同基點是在什麼地方，我們應該認同什麼樣的東西不清楚。下午大家議論了很多關於人民的問題，后來吳稼祥老師說人民就是一個根本兌換不了的支票。確實如此，大清帝國覆滅之后，“人民當家作主”這個概念根本不成立，因為我們原來習慣的是在皇帝的統攝之下的大一統的疆域之下生活，大清帝國覆滅、這個局倒塌之后怎麼立局非常不清楚。因為現在大家覺得皇帝倒塌，是不是真正的當家作主，這個要打問號，至少我們習慣在口號上這樣理解﹔但是在民國初年我們看到皇帝倒塌的之后是什麼，真是手足無措。因為皇帝在傳統的政治格局裡，不僅僅是皇位的問題，實際上是凝聚所有文化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的符號，也就是說，皇帝本身最不重要，他是肉身，這個位置最重要，他是凝聚的符號。在他的統攝之下，包括疆域，包括思想、政治和經濟格局、社會的變化，都在皇帝這個招牌底下實施，但是皇帝一旦倒塌之后、王權倒塌之后造成的后果難以想象，我們失去了一種認同。

那麼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說把皇帝留著，所以當時很多立憲派為什麼在某種意義上佔有優勢，因為革命的后果是不可知的。你把皇帝打倒之后，我們的未來是什麼？當時楊度先生有一個話，政體比國體更加重要，就是留一個國體、留一個皇帝，但是政體是一個憲政的制度，這個是不是可行？當然他考慮的是，如果把皇帝推倒之后，所有的這些符號全部倒塌，我們難以凝聚起大一統的疆域，必然是分崩離析的，所以這個皇帝可能是最重要的凝聚點，皇帝本身不重要，但是他作為文化符號的重要性是存在的。所以當時所謂的立憲是從這個出發點開始。

科舉與身份

但這裡面，到最后這個出發點被打破了，通過革命，最后皇帝沒有了，皇帝沒有之后就涉及一個問題，到底我們認同什麼。原來是天高皇帝遠，但是往下走有一系列制度去維持這個運轉，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科舉。大家不要以為科舉制度是考試制度，我從來不把科舉認為考試制度，它實際上是一個身份分配的制度。官員進入到科舉渠道之后，他可能在上層、中層或下層，科舉制度把所有的官員分配到不同階層，起到所謂政教教化的作用。政治是靠科舉制度人員安排和身份安排來建立起整個網絡。科舉制度一旦打破之后，一個最大的危險是什麼？也就是說，政教關系的體系徹底崩解，崩解之后大家可以身份有所轉換，但是科舉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點是什麼？一個是身份分配，一個是把上層的政治跟下層的政治和社會加以溝通。下層的政治是什麼？宗族，地方的自治。上層是什麼？基本是內閣、閣員，所謂的皇權體制之下的層面。科舉制度給予官員一個身份安排，你要是中了舉人可以當縣長，中了進士可以進翰林院當大官，你中了秀才，你在底層可以成為士紳階級，成為士紳階級之后可以在地方基層形成地方社會，他可以控制這個地方社會，通過教化、通過修橋鋪路、通過政績把地方自治勾連起來，形成一個基層等級。上層自然有它的一系列的等級。而且這個科舉制度可以流動，它沒有固定的階層，你如果是一個大官，退休之后到了家鄉，同樣成為士紳。曾國藩就是這樣，回到家鄉之后，他可以布衣領軍，他那時候已經卸掉官職，他抵擋太平軍那麼多年，等於救了大清半壁江山，他就是從科舉制流動沉到底層變為士紳階層的。

國家破壞論？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科舉制是皇帝倒塌之前就已經被撤銷了的，但是皇帝消滅之后，這套系統處於瓦解狀態。所以這裡涉及到一個問題，剛才所說的群己界限問題：我們作為個人，我們認同什麼。現在皇帝沒有了，第一個認同被殺掉了。地方社會沒有了，因為沒有科舉制了，沒有士紳階層了，所有士紳階層轉換成所謂的學堂學生。學堂學生是什麼概念？學堂全都是行政的技術官僚的大本營，學堂學生是一個技術官僚，但是他不承擔起道德的教化的在基層自治的責任，學堂沒有這個功能。所以我們說，第一，皇帝認同去掉，地方社會士紳階層的科舉制沒有了，我們還能認同什麼？唯一的認同就是國家，現代國家。下午很多老師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包括梁治平教授談到國家主義的問題。原來天高皇帝遠，我們知道有一個皇帝在，現在皇帝沒有了，地方社會沒有了，我們還能認同什麼？就是認同一個國家。當然對於這個國家，任公先生曾經在《新民說》之前有一個非常復雜的思想演變過程，他原來是認同這個國家的，就是因為他認為隻有通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取代了清王朝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復興之路。他的新史學也很好，新史學最重要的出發點是培養國民，我們所有的史學都是為培養國民而存在的，他這個用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點，到底這個現代國家在什麼樣的意義上被建立起來，當時不清楚，所以就引起民初一個最大的波瀾，我們知道是國家破壞論——通過政黨政治建立現代憲政基礎，徹底替代清王朝，但是結果是軍閥混戰，大家輪流做庄，誰有錢、誰有權、誰有軍隊就可以。后來陳獨秀先生在五四之前寫過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國家破壞論》，他把國家偶像整個打破，他說國家這個東西太糟糕，我們不要搞國家。后來我們知道任公先生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后期他向文化轉變，很多人也都在討論文化問題，我們怎麼新民，怎麼把自己的素質提高。

重新認同：無政府主義以及革命

還有一條線非常重要，叫做無政府主義。早期的共產黨人中很多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對國家徹底失望，在上層建立憲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夢徹底破滅之后，他們覺得應該無政府，我們重新界定這個群己界限在什麼地方，不應該在現代國家的層面，應該是在社會的層面上。如何建立這個社會，建立基層的組織，這是最主要的。所以到了這個階段，無政府主義大興，毛澤東跑到岳麓山搭個小帳篷，耕幾塊地、養幾隻雞，就是這麼做的。整個基層組織的過程被認為是重新認同，建立現代社會、現代群己界限過程中最重要的。

但是這個運動很快又破滅掉，純粹的無政府狀態，建立烏托邦社會，那是多麼可笑的事情，所以這樣一個東西破滅之后，轉入另外一個非常大的波動，最后就走向革命。革命是一個不斷被激進化、被車輪不斷滾動往前走的無法阻止的過程，就是因為大家嘗試的各種各樣的群己界限無法界定，其造成必然的后果，就是政黨介入之后，替代了國家的認同，變成了一個黨國體系。國民黨那時候也是黨國體系，二三十年代的時候，逐漸變成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五四的時候非常自由，大家可以有多種選擇，你可以到香山那邊搞一塊地自己玩一玩，那時候人們可以有多種職業選擇，你的身份、面目可以不斷變化，政治的、文化的。但是到了最后，變成非黑即白，包括現在的爭論也是那時候的遺毒，什麼新左派、自由主義，反正你不是左派就是自由主義，怎麼不可能有其他選擇呢？

當然儒者突然出現了，即第三條道路，秋風先生原來是自由主義者，他可能要走第三條道路，我希望有第四條、第五條道路，最終歸結都是群己界限認同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組織，都在這樣的脈絡裡面。但是我個人認為，革命本身是有問題的，在這點上我是一個“反革命者”。革命是造成最終災難的最重要的一點。因為通過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謂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時候為“文革”辯護，說“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參與，隨便想罵誰罵誰，把老子揍一通也沒人管，這是民主嗎？民主是一個絕對的群己界限，要嚴格區分的。首先你要有私德，跟公德界限非常分明的。所以公民社會是私德和公德之間界限分明的狀態，當然這個談起來太復雜，而且我們右邊就是憲政專家，我不從這個角度來談。但是民主本身的建立是非常非常復雜的，不是動員式的。我們所謂民主，人民群眾表面是參與了整個運動，但是所有運動都是偉大領袖支配下的運動。人民群眾，人民本身，沒有表達自己渠道的任何權利，整個社會沒有人民真正發聲的渠道和途徑，在某種意義上根本建立不起來新的群己界限。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什麼是關鍵：重建“群己界限”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談到“什麼是關鍵”的時候，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要重建自己的群己界限，當然這個群己界限有很多途徑，秋風在邊上，這一點我跟他可能會有共鳴。當然我不同意他說的“新就是舊”，但是有一點，舊的很多東西，特別是體制那樣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有可能通過創新機制達到群己界限的重新界定，比如政教關系，我不是說科舉制度一定好，我不是為它辯護，科舉制度有時候很爛，比如說八股文，但是在建立政教關系的上下層、分層制度上，科舉制度從某種意義上看是非常好的一個制度。如果我們要想恢復我們真正的認同和群己界限的話，在基層的社會裡建立起我們真正的政教關系的體系，顯得更加重要。否則，我們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認同，我們無所著地。所以我想，我們所謂“破局”也好，所謂“關鍵”也好，我們應該是在這樣一個狀態點去尋找真正的新民的出路。（來源：財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