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日本會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嗎

　　近代以來，日本近乎中國發展的克星，曾經有兩次重要的發展機遇，都因日本而中斷。現在是中國第三次重啟現代化，經過改革開放34年的發展，中國又進入到一個關鍵點位，我們會第三次栽在日本手上，被迫中止現代化進程嗎？

　　1861年，中國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后終於醒悟，開始向西方學習，史稱“洋務新政”，或“同光中興”。之后幾十年，中國的經濟構成發生巨變，近代化工業基礎逐漸成型，新興中國資產階級緩慢成長，中國的政治架構尤其是法律、制度經過調適，也在向世界靠攏。一個全新的中國可期，世界各國以平等身份待我，並非遙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國依照自己的規則按部就班前行時，士大夫階層、軍方鷹派開始自滿輕敵，中國在洋務運動33年時改變了韜光養晦的既定政策，為了朝鮮的未來與日本大打出手(甲午戰爭)。短短幾個月，清軍原形畢露，“同光中興”的神話消失得無影無蹤。

　　北洋水師的慘敗讓中國人痛定思痛，以為都是先前“中體西用”惹的禍。於是，中國在1895年改變了幾十年的發展方略，轉身向東，追隨日本，進入“維新時代”。此后，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不一而足，其實都是亦步亦趨模仿日本。

　　歷史無法判斷中國在1895年的轉向是好還是壞。假如我們不再以“線性進化論”去分析歷史發展，應該承認中國被迫中止洋務新政實在可惜。假如中國在1894年不為朝鮮前途與日本開戰，假如中國在那時聽聽北洋大臣李鴻章、兵部大臣孫毓汶等人的反戰理由，聽聽國際上各大國對中日關系的看法，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戰爭，中國繼續沿著“中體西用”的第三條道路走下去，再有20年，中國會是什麼樣？

　　剛開始洋務時，中國隻學科學技術﹔10年后隨著中外貿易、投資擴大，接受了萬國公法原則﹔再10年，中國也在討論政治改革的可行性、可能性。如果按照這樣的步伐走下去，中國可能也不會落后世界很遠。

　　然而，歷史無情。甲午戰后，一切歸零。中國又經歷三十幾年動蕩，於1928年重建統一，開始新一輪現代化建設。實事求是地說，稱1928年—1937年這10年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歲月”，或許稍過，但中國的現代化在此期間確實獲得了長足發展，如果沒有這10年，中國不可能有與日本一決雌雄的底氣，更不可能苦撐待變迎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

　　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國。與甲午海戰不同，多數中國學者認為抗日戰爭對中國來說“不可避免”，但不管怎樣，又是日本第二次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歲月”戛然而止。14年漫長等待，8年殊死抵抗，中國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物質代價，戰前開啟的現代化進程也化為一股青煙。

　　如今中國又到了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改革開放34年為中國人贏得了可以說“不”的底氣﹔日本的步步緊逼、寸步不讓，也不斷激起中國人的憤怒。誠然，今天我們距離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已經很遠，那個年代中國人對命運無從選擇的畫面，如今隻會出現在《1942》那樣的電影裡。然而，日本在歷史上兩次打斷中國人對現代化的夢想，是我們永遠不應忘記的教訓。今天，歷史賦予崛起了的中國更多的戰略選擇空間，那麼，如何管控中日外交風險，不讓釣魚島成為歷史上的“朝鮮”、“偽滿洲國”，不讓日本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僅是外交當局的責任，更值得全體中國人警醒。

　　中國近34年的經濟增長確實衍生出一系列內部問題，這也許給了日本錯估形勢、敢於挑舋中國的理由。但我認為，日本在釣魚島挑舋中國的更重要原因，是他們相信：再給中國20年和平時間，這些問題就能夠按中國的意願獲得有序解決。到那時，日本不但在GDP總量上無法與中國企及，而且，它將因為中國的全面崛起徹底失去對中國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的優越感。而假如中國因釣魚島進入戰爭狀態，中國即便贏得戰爭，但第三次現代化進程也有可能會因此打斷，中國社會目前所存在的問題，不僅不可能順勢解決，而且更可能被無限期延誤。畢竟，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不可能總依靠美國關注點的轉移，我們需要為自己謀劃戰略機遇期。(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