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警惕權力和民粹合謀綁架改革

　　放眼當下改革，有兩種看得見的阻力，阻礙著改革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行。一種阻力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明擺著的，就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階層，他們是舊體制的最大受益者，其既有的利益都依附於那種權力集中、弊端重重的舊體制，他們當然不願放棄嘴中的肥肉，不願放棄專車，不願公開財產，拔一根毛都不願意。

　　另一種阻力每個人也都能感覺到卻不一定願意承受，就是網絡上的民粹主義。這些情緒化、狂熱的匿名者以鍵盤為武器，扛著“反權力反富豪反精英”的大旗，以“勞苦大眾”的弱勢受害者身份自居，逢權必反，逢富必罵，逢精英必唾棄，逢專家必嘲弄，逢漲價必抵制，不滿一切帶著強者標簽的符號。他們利用多數的優勢，匿名的盾牌，“反抗不公”、“殺富濟貧”的道德優勢，提一些反改革反市場反法治的要求，阻礙市場化的改革努力。

　　民粹主義並無恆定的價值取向，在現實中有很多表現，有的只是源於對現實的不滿，有的是兜售一些極端主義主張，而有的甚至懷念文革，常在網上網下為文革招魂。

　　上述兩種阻力，分別指向不同的改革價值。權貴階層主要阻撓的是法治化進程，因為在舊體制中，他們是能夠凌駕於法治之上的特權階層，他們就是從“反法治”中獲益的，確立法治至上的地位，就會收回他們的特權，將其關到法律的籠子中，權力的手被綁上，就無法肆無忌憚了——所以，法治是權貴眼中最大的敵人。而民粹主義，則將矛頭指向市場，他們固執地認為“自身的弱勢地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不公的罪魁禍首在於市場，市場使財富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他們是市場的失意者、失利者、失敗者——所以，民粹主義將市場當成了敵人。

　　這兩種阻力雖然可怕，但我覺得，中國改革前行的最大阻力也許並不是其中的某一種，最可怕的阻力、最令人擔心的改革倒退在於，這兩種阻力可能聯合起來互為同盟，結合成一種可怕的“反改革怪獸”。也就是說，改革最大的敵人是權力與民粹的合流。

　　什麼是權力與民粹的合流？這不是一個臆想出來的概念，而是在現實中已有表現，就是權力階層與網絡民粹主義聯合起來去阻礙“法治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權力階層利用民粹主義的“多數人暴力”，而民粹主義則利用權力階層手中的決策權，將“民意的道德優勢”和“權力的決斷優勢”結合起來，將反改革的理念變為實踐，拖改革的后腿，開歷史的倒車。這樣結合起來，很有欺騙性，一方面似乎有著“民意支持”的道義正當性，有部分民意的支持，有專家的論証，佔領著道德高地﹔一方面突破正當程序和制度規范，繞過輿論和制度的監督，繞過法律，冠冕堂皇地作惡，理直氣壯地拍板。

　　某些權力是反法治的，民粹主義是反市場的，而中國改革又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深化——於是，權力和民粹就從這個方向中找到了共同的“敵人”。其實，民粹並不喜歡權力，因為民粹同樣是反腐敗、仇恨權力的﹔權力當然也並不把民粹當朋友，那些資源的壟斷者，內心其實瞧不上披著民意外衣的“窮人們”。但他們竟然找到了彼此可以互相利用的價值，於是一拍即合臭味相投：權力把民粹當作“民意的人肉盾牌”，而民粹將權力當作實現“均貧富”的工具，於是一種叫“權力民粹主義”的怪獸橫空出世。這種怪獸，公眾並不陌生，改革開放之前，這種怪獸在中國制造了至今讓人不堪回首的災難。

　　一些不合市場不合法治方向的政策和決策，打著民意的旗號招搖過市，名為“為了民眾”，實際是權力自肥。這些決策，往往帶著“劫富”的特色，把矛頭指向市場和富人。可這些“劫”到的“富”，並不是用於“濟貧”，而是落到了權力的腰包裡。民粹不過是權力實現“反法治”的工具，是權力繞過法治的堂皇借口——而民粹從中得到了什麼呢？他們得到的不是正義、公平和財富，而僅僅是一種“報復市場”、“修理富人”的渲泄感。

　　其實，如果隻存在權力的阻礙，倒不怕，雖然這個怪獸很強大，但在滔滔改革洪流下，民權日益彰顯，權力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公然作惡的空間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單純是民粹，也不是大患，它只是一種“多數人暴力”的輿論聲浪，雖強大，雖然能綁架輿論和政府，卻沒有直接的行動能力，也會受到理性聲音的約束。最可怕的是兩者合流，民粹成為權力反改革的肉盾，權力成為民粹的牙齒，加上一些無良專家的論証，妖孽們便會露出猙獰的面目。

　　我們要馴服權力，要警惕民粹，更要警惕權力和民粹狼狽為奸綁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