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如何看待政府決策被網憤民粹所綁架

參加各種研討會，印象最深的不是專家們的高見，而是他們都喜歡說一句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果斷，不要被網上的言論所綁架，不要被民憤牽著鼻子走。

比如，參加一個社會保障的主題論壇，談到延遲退休和事業單位的改革時，有專家義憤填膺地說：有些改革早就該推行了，不能因為網上一反對、輿論一批評，政府立刻就退回不改了，這種息事寧人和缺乏決斷力，不是應有的改革態度。參加一個關於資源價格調整的研討會，專家也是憂心忡忡：中國的資源價格太低了，必須漲價﹔每次一說要提價，輿論就反對，輿論一反對，漲價的議題就被擱置了——事實上，隻要漲價，輿論必然會反對，政府總這樣被民意綁架，什麼改革都推行不下去。

這類專家觀點我很認同，官方在很多問題上確有被民意和網憤所綁架的傾向，因此使一些應有的改革寸步難行。政府決策應尊重民意，但又不能被其綁架和裹脅：一方面，民意不是唯一的參考因素，在很多問題上正當程序比民意更重要，民主才是一種正當程序﹔另一方面，民意並非一定就是正確的，其中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情緒化和民粹化的聲音有時甚囂塵上。政府的民主決策應該排除各種法外力量的干擾——長官的意志、行政權的左右、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當然也包括這種網絡情緒和憤青輿論。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政府失去了應有的決斷力呢？

首先在於，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語境下，這種民粹情緒和網憤的力量，成為一種越來越強勢的輿論力量。這種情緒站在“我反抗我正義”的道德高地上振臂一呼，在民間很有道義感召力和凝聚力。尤其是這種情緒經由網絡發酵和放大后，很容易變成一種來勢洶洶無堅不摧的聲浪，遮住理性的聲音，成為改革的阻力。沒有一個政府不頭疼於這種洶涌的輿情，“怕事”的官方有時隻能選擇息事寧人擱置爭議。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政府本身在很多改革上缺乏足夠的制度自信和程序自信。政府在一些改革問題上之所以選擇“屈從”網絡民粹，並非真的站在民粹那邊，改革也是應該的，可政府本身的改革程序並不正當。比如資源產品如水和電的漲價，本來都該漲，可很多時候漲價的聽証會形同虛設，壟斷國企成天喊虧損，卻不把成本清單向社會公布——這就為民意抵制漲價找到了一個有力的借口。本身程序不正當，就無法自信地擺脫民憤綁架，進而推行理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