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如何看待政府決策被網憤民粹所綁架【2】

增稅問題上也是如此，無論是資源稅還是房產稅擬或擁堵稅，之所以政府一提“增稅”輿論就反對，關鍵就在於“增稅”缺乏正當程序。雖說基本的利益本能導致隻要政府增稅，輿論必然會反對，但如果增稅經由人大討論和投票，並且將稅收流向公開，民意的反對就難以成為阻力。“經由正當程序”是政府可以抵制民憤綁架的最有底氣的理由。可是，一些地方政府自身不正，沒有依法行政的習慣，當面臨那些無理的民意綁架時，自然隻能忍氣吞聲。沒有一個正當程序能使政府決策免於民粹阻撓，綁架在所難免。

當然，還因為權力在制度上未被約束，很多地方政府丑聞纏身，權力經不起質疑。這種制度原罪和腐敗上的污點，使其在面對輿論壓力時缺乏“堅守原則”的底氣。原則在權力那裡經常成為橡皮泥，權力被濫用，這使政府在利用權力做正確的事情時，也失去了道義正當性。

政府部門易被網憤綁架，還有另一重原因，即不敢負責任。頂著輿論壓力做決斷，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責任感，因為如果決策出現失誤，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可一些官員並無這樣的擔當，一遇阻力便停止改革。不改革，對他們沒有壞處，但如果改出了問題，可能就會影響仕途。所以，他們寧願選擇未來的危機，也不願接受眼前的微詞。

當然，更多時候，“政府被民憤網憤綁架”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很多受到輿論狙擊的規定，最終都還是或明或暗地實施了。一項改革，隻要不損害官員的利益，無論一時阻力多大，最終都能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最大的問題不是“被民粹綁架”，而是被官僚階層綁架。正如黨內一些清醒的官員所言，隻要改革一涉及官員利益，便漸而不進了，甚至“改革到官為止”。民粹並不對改革構成真正的阻力，固化的官僚既得利益才會。

(原標題：如何看待“政府決策被網憤民粹所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