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鵬：中美亟待培植“合作的習慣”

　　《中美聯合公報》簽署41周年之際，兩國先后選舉產生新一屆領導班子，中美關系也在步入新的歷史時期。

　　過去四年，中美彼此對立的政治氣氛濃厚，“互信赤字”、“新冷戰”、“戰略包圍圈”等漸成描述中美關系的熱門詞匯。奧巴馬第二任期伊始，美國對華政策似乎出現某些積極變化的苗頭。從其就職演說和國情咨文看，奧巴馬把重點放在國內，穩定中美關系符合其未來四年的戰略追求。而奧巴馬啟用的重臣克裡和哈格爾，其一貫言論和對華態度都較其前任更為溫和、平衡、客觀。近期，安倍赴美空手而歸，表明美國國內反思亞太戰略“再平衡”的理性力量在增長。

　　上述變化固然可喜，但卻遠遠不夠。要使中美關系真正實現戰略穩定，必須有破舊局、開新局的氣魄，當前有三大難題亟待破解。

　　第一，確立發展新框架

　　過去40年，中美開創了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之間和平共處的新篇章，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隨著兩國力量對比、決策環境及關系性質的“部分質變”，支撐兩國關系的既有框架已不敷所需。比如，以前兩國經貿關系是天然的互補型，現在隨著雙方同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貿關系的互補性在弱化，競爭性在加強，摩擦沖突在所難免，因此需要新的游戲規則加以規范﹔再比如，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是中美兩國在冷戰狀態下實現關系正常化后相互妥協的結果，如今世易時移，中美、美台、兩岸關系都發生歷史性變化，影響三方關系良性互動的軍售問題到了重新檢討的時候﹔網絡、海洋等以前重視不夠的問題現在也需要雙方加大重視、確立新規。

　　中國領導人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其傳遞的核心信息是：中國希望同美國和平共處、相互尊重、互利共贏，不希望沖突、對抗、相互為敵。美國高層雖然對此有積極呼應，但整體表現出“欲迎還拒”的矛盾心態。究其根本，在於自詡為世界領導的美國難以放下身段與作為后興大國的中國共同思考未來。

　　中美關系新框架的根基應是彼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底座是確定新時期共同利益﹔支柱則是政治、經濟、軍事、安全、人文等多層次互動機制的完善與深化﹔頂端是在共同利益基礎上探索共同責任及共通價值。具體言之，兩國關系所追求的目標，應是在“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中實現長期戰略穩定﹔兩國關系所應有的狀態，是在“競爭與合作”交織中擴大合作、管控危機、良性競爭﹔兩國關系應確立的底線，則是始終保持建設性合作的主軸，不為國內政治和國際上的“第三方”因素綁架。

　　第二，尋求互動新路徑

　　美國戰略“重返”，中國強勢崛起，中美兩強並立亞太，正在改寫亞太地區百年來的戰略格局。這一態勢引發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戰略躁動。但歸根到底，亞太的和平穩定主要取決於中美關系的。因此，盡快確立亞太良性互動路線圖十分必要和緊迫。

　　事實上，中美目前在亞太的戰略博弈看似緊張難解，但完全具備轉寰的條件，實現良性互動是可以期待的。首先，兩國不存在領土、領海等主權爭端，也沒有根深蒂固的歷史積怨，這是和平共處的重要前提﹔其次，兩國在亞太各具優勢，美國有軍事安全優勢，中國有經濟文化優勢，彼此優勢短期內難以替代或轉化，區域內“第三方”無法在中美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隻能是各取所需，左右逢源，所謂“安全上靠美、經濟上靠中、政治上靠己”。這一特殊性有助於避免中美在亞太形成兩極格局，隻能促使中美共同思考建設相互包容、和平共處、中美鄰三贏的亞太新格局﹔再次，中美兩國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領域的合作有助於抵消在亞太的“短兵相接”。

　　在筆者看來，兩國應共同思考所謂“一二三四五”問題。“一”指的是共同面對並破解亞太地區主導權這一根本性問題﹔“二”指的是中美兩套不同的安全與經貿體系的對接問題﹔“三”指的是對東海、南海、台海三大海域的危機管理﹔“四”指的是處理好中美日、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澳等四個重要三邊關系的良性互動﹔“五”指的是在東亞峰會、APEC、TPP、“上海合作組織”及醞釀中的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等五個重要多邊組織或機制中的戰略溝通與協調。

　　第三，重筑和平新基礎

　　中美兩個如此截然不同的大國能夠和平共處40年，在於始終擁有共同的戰略基礎。冷戰時期是共同的威脅，后冷戰時期是共同的經貿利益，“911事件”后的10年則擁有共同的經貿利益和合作反恐“雙引擎”。現在的情況是，舊有基礎或者消失或者鬆動，新的基礎仍在尋覓尚待建立。這樣一種特殊狀態下，兩國關系大局極易因個別偶發事件而發生逆轉。因此，盡快確立新時期兩國和平共處的新基礎十分必要。

　　在全球化、多極化的當今世界，中美之間要想形成類似冷戰時共同對付蘇聯威脅的單一厚重基礎恐不現實，但針對不同問題形成多個合作支點則完全可能。包括：修補、夯實經貿利益基礎，形成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新型經貿互利關系﹔針對氣候變化、能源、資源、人口、環境、全球治理等全球性問題，形成以“共同問題”為牽引的新的合作基礎﹔在國際體系變遷的大時代，共同承擔大國責任，同他國一道共創新的國際秩序﹔在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域”加強對話溝通，形成“命運共同體”和“利害共同體”，共建新的行為准則。總之，中美之間要建立起真正的戰略互信雖然不易，但雙方培植“合作的習慣”則勢在必行。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兼美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