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楊蔭杭和宋教仁的命運啟示

20世紀初的中國留學生，大體分兩類：一類留學日本，偏向暴力革命﹔一類留學英美，偏重漸進改良。楊絳之父楊蔭杭的曲折經歷，頗可說明不同文化、生活環境，對於個體內在轉化功能產生的差異，所謂“涵養”，所謂“耳濡目染”，所謂“潛移默化”是也。

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中說，楊蔭杭留學日本時，還是個激烈派，激烈派“鄙視穩健派”，回國后鼓吹革命，受到清廷通緝，又跑去美國留學一呆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再回國“不復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發現，“革命”只是改朝換代，而“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

辛亥革命后，楊蔭杭當上民國高官，自覺“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

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叫屈映光，督軍是朱瑞。殺人犯是朱瑞的親戚。督軍的職位接近於前清的撫台，省長相當於藩台，高等審判廳長相當於臬台。二人都是楊蔭杭的頂頭上司。然而當時施行“三權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干預司法，“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任了”。面對憲法賦予的權力，上司拿楊蔭杭沒辦法，隻能向總統游說告狀。這是“三權”牽制的結果。

楊蔭杭自杭州調北京，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可見他的堅持並未遭受報復，反而得到重用。擔任京師高等檢察長期間，楊蔭杭竟然依據法律，把“貪污巨款的總長（現稱部長）許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釋”。

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書中，補充了一些背景：“久后才知道，原來父親主持工作的京師高等檢察廳，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違犯了官場的慣例：該廳開始偵查后，盡管傳喚、訊問、搜查証據及交地方廳繼續偵查，一切嚴格依法進行，本無絲毫不合，只是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總長，曾擔任過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長、司法部總長、內務部總長諸多要職，非一般等閑人物，許多上級官員，紛紛為他說情。傳喚當晚，楊家電話一夜不斷。天亮之后，父親就被司法總長停止職務了。司法總長張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預，不顧媒體揭發、議會質詢，意欲停止偵查此案。父親不理會上司默示，反‘親詰司法總長，是否總長個人意見認為許世英道德高尚，絕無嫌疑之余地？司法總長回答說：“交情甚淺，並不能保。”’司法總長話雖如此說，但當京師高等檢察官於1917年5月4日傳喚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並搜查証據時，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總統，以檢察官‘違背職務’為名，將京師高檢廳檢察長楊蔭杭、檢察官張汝霖停止職務，交司法官懲戒委員會議處。”

按照楊蔭杭的說法，“‘停職審查’雖然遠不如‘褫職查辦’嚴重，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

當時的公眾輿論，同情和支持楊蔭杭。“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報》，在報道‘高檢長楊蔭杭因傳訊許世英交付懲戒’的要聞時，就將楊檢長的申辯書全文與司法部請交懲戒的原呈同時刊出，使讀者對‘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見一斑’。楊蔭杭的申辯書，依據法律法理，義正詞嚴地說明問題實質，逐條批駁司法部請交懲戒的呈文，將司法總長強指的所謂‘違背職務’駁得一無是處，並指控司法總長‘交付懲戒’之不合法，有袒護之嫌。申辯書氣勢之壯，充分顯示出他的大義凜然和當時的激憤之情。”停職不久，楊蔭杭復職，在司法部任職。

經此事件，精研法律、熱衷法治的楊蔭杭很是心灰，“對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無意繼續做官”。兩年后辭職南歸，“沒等辭呈照准就帶了全家動身南下”。

算起來，許世英是一個英美派司法專才，曾以護駕之功被慈禧太后任命為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省級法院院長）。1910年清廷委任徐謙為正代表、許世英為副代表，赴美國華盛頓參加萬國司法制度會議，會后考察歐美十國司法制度，到1911年春天才返回國內。民國成立后，許世英擔任司法總長，和段祺瑞結為盟兄弟，1916年后，擔任段祺瑞內閣的內務總長、交通總長。由於楊蔭杭的依法查辦，許世英以辭職告結，1917年復任華意銀行總裁。1921年任安徽省長。1925年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

辭職返鄉的楊蔭杭與位高權重的許世英之間一直相安無事，足見建立在憲法之上的“三權分立”制度雖有舞弊、雖不完美，但自上而下已經形成共識，大體與世界潮流同步，公然打擊報復的現象並不十分嚴重，連大總統袁世凱都無可奈何。如果沒有外來的搗亂、干預，輸入暴力革命的種子，假以時日，中國該是最早實現民主憲政的東方大國。其逆流和禍根，卻是1913年暗殺宋教仁時就埋伏下來的。恰如孫文為宋教仁撰寫挽聯時所說：“作民權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政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去世，南方革命黨與北方袁世凱無法調和，中國歷史由此拐彎，社會思潮越來越偏於激進，權力高層像楊蔭杭、宋教仁這樣維護憲法、依法糾偏之士，起來越稀少罕見。

1913年3月21日，袁世凱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在電報中表示說：“民國建設，人才至難，執事學識冠時，為世推重，凡稍有知識者，無不加以愛護，豈意眾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殺，人心險惡，法紀何存？”3月22日確認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凱再次發電：“宋君竟爾溘逝，曷勝浩嘆！……宋君才識卓越，服務民國，功績尤多，知與不知，皆為悲痛。”

早在1908年，與那桐一起擔任清政府外務部尚書即外交部長的袁世凱，就開始賞識寫作《間島問題》的留日學生宋教仁，並且利用《間島問題》在外交談判中據理力爭，從而為整個國家挽回了與台灣島面積大致相當的間島地區，也就是今天的延吉和鴨綠江地區。被袁世凱贊譽為“才識卓越”的宋教仁慘遭謀殺，剛剛步入民主憲政軌道的中華民國，也因此被國民黨方面挑起發動的“二次革命”引上了軍閥混戰的政制歧途。那麼，究竟是“誰謀殺了宋教仁”呢？張耀杰有此一問，出此一書，答此一疑。

一般認為，宋教仁是袁世凱所殺。張耀杰在《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團結出版社，2012年5月）一書中，經過大量的資料耙梳和証據勘查，一舉推翻前人之見，認為袁世凱恰恰沒有刺殺宋教仁的必要和可能。相反，午睡剛起的袁世凱得知宋教仁被殺的消息后愕然道：“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后越難說話。”

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宋教仁主持經營下的國民黨，獲眾議院269席、參議院123席，得票均比袁世凱支持的第二黨共和黨多出一倍多。宋教仁沿江東下，從長沙、武漢、安徽到上海、杭州、南京，一路發表演說，闡述自己的憲政理想，鋒芒畢露，招人忌恨。袁世凱邀他去北京，宋教仁根據《臨時約法》組織內閣、出任總理，至少在理論上已經沒有懸念。此前，袁世凱就曾經有過邀請宋教仁出任總理的打算，被宋教仁堅決拒絕。袁世凱為政權、為社稷謀，能得到第一大黨實際領導人加以輔助，是遠見，也是策略。反倒是不在其位卻想謀奪權位的人，才會忌憚宋教仁的干才。

宋教仁的政見，一直與國民黨理事長孫文相左。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致力於建立彼此合作、依法競爭的責任內閣制，將傳統意義上的暴力破壞、無序競爭、忠於黨魁的革命會黨，改造為現代意義上的議會政黨。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人所擅長的是破壞性的革命而不是建設性的憲政，內部構成沖突后，宋教仁最有可能是被同為國民黨的陳其美等人所謀殺。

按照張耀杰的反復論証，第一時間被國民黨人聯合租界巡捕抓獲歸案的應夔丞，應該是專門為陳其美收集紙上談兵的情報信息的雙面間諜。既物色武士英執行謀殺任務又物色王阿發充當報案線人的，是吳乃文、陳玉生、馮玉山等人。整個謀殺案的幕后指揮者，顯然是應夔丞與吳乃文、陳玉生、馮玉山等人的共同上司陳其美。正是在陳其美等人的幕后操縱之下，比應夔丞更加直接地參與謀殺活動的吳乃文、陳玉生、馮玉山等人，即使在租界巡捕房公開通緝的情況，也沒有被抓捕歸案﹔第一凶犯武士英，偏偏又是在陳其美、黃郛、蔣介石等人所組建的陸軍六十一團的兵營中，被殺人滅口。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方面所需要的顯然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實真相，而是通過真假難辨的輿論宣傳對袁世凱、趙秉鈞及中央政府實施道德上的妖魔化，進而退出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發動‘二次革命’的國內戰爭。”

隨著國民黨人在“二次革命”中一觸即潰，宋教仁主持締造的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內從事非暴力的議會選舉、陽光參政的現代議會政黨國民黨，因此被徹底斷送。“一舉消滅國民黨軍政實力的袁世凱，在沒有政治反對派監督制衡的情況下，一步步走向他所夢想的皇帝寶座”。時任江蘇高等審判廳長的楊蔭杭，是督辦此案的主要責任人之一。只是由於“二次革命”的爆發打斷了該案正在進行的審判程序，導致楊蔭杭等人最終在此案中無所作為。借用楊蔭杭的女兒楊絳的話說，“我是脫離實際的后知后覺或無知無覺，隻憑抽象的了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復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制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

（注：本文轉載自“張耀杰--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