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面對4G的民意，政府能達到幾G

一個段子在微博上很是流行：一對情侶QQ聊天，女的在家用4M寬帶，男的在學校用2.5G校園網。女：你愛我不？男的沒反應。女又問：你在學校是不是有別的女人？男：是啊！當然啦！女：你竟然這樣對我，你到底有沒愛過我？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結果他們分手了。

這不只是段子，前段時間微博上著名的“某運營商坑爹事件”，就是這個段子的翻版，一網友在微信中對女友說：生日快樂，有個事要告訴你。女友問啥事兒，他說：我不想做你男朋友了。他的意思當然不是分手，而是要拐個彎兒向女友求婚，所以在這句話發出去后緊接著說了一句：我要做你老公，我們結婚吧。沒想到網絡信號出了問題，這句“我要做你老公，我們結婚吧”總發不出去，然后就悲劇了。

溝通不暢引發的誤解，讓人捧腹之余不禁深思，其實，當下官方與民眾在一些社會問題和公共事件上陷入激烈的對立，官民互不信任，官方在輿情應對上一再失分，不正是官民時差下的溝通不暢導致的嗎？4M的寬帶，與2.5G的校園網，隱喻著民間與官方在信息傳播與信息接收、信息供給與信息需求上的速度差引發的時間差。民間對公共事件的信息需求雖然高，而且信息傳播的速度非常快，而某些政府的應對則非常慢，無論是信息處理能力還是發布能力，都非常慢。

當2G的政府遇上4G的民意，2G的速度與4G的速度之間怎麼可能有溝通和交流嗎？有的永遠只是如段子中的滯后與錯位，這邊問：你愛我不？那邊沒反應﹔這邊問：“你在學校是不是有別的女人”，那邊才慢吞吞地回答上一個問題：“是啊，當然”——意思就滿擰了。

公共事件發生后，政府消極的輿論應對，會使官方每一步的回應都落在民眾的要求后面。當政府慢吞吞地對公眾的前一個需求有了差強人意的回應時，瞬息萬變的輿情下，公眾早已有了新的信息需求，語境已發生了變化。這種時差和錯位下，政府發布的信息常常落在民眾的需求后面，處於“被輿論逼著公開”的被動境地，一次次地在誤解中耗散著政府公信力。

SARS在中國過去已經有十年了，可以說，SARS在付出沉重代價和產生惡劣影響后，第一次毫無保留地將政府在信息處理和公開上的問題暴露在世界面前。SARS對中國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那次事件罕見的問責后，很多地方第一次有了“信息公開”的透明意識，有了“突發事件應如何發布信息”的應急意識，有了“信息不公開，后果很嚴重”的危機意識。

政府開始立法，民間開始追問，很多官員開始補上“輿情處理和應對”這一門課，新聞發言人也開始站到前台。十年中，且不說效果如何，起碼各種關於應急管理和信息公開的制度是逐步建立起來了，公眾的知情權在制度上有了保障。

很是湊巧，在令人恐懼的SARS過去十年后，在沒人願意提起這個日子的時候，禽流感又來了，上海有兩人因感染H7N9而死亡，另有一名安徽滁州市35歲女性在南京發病、住院。現實逼著地方政府去反思SARS過后的十年中自己在提升信息公開和輿情應對上到底做了什麼。在政府公開了禽流感疫情后，政府那套每天發布疫情信息的程序已經打開。不過人們還是在追問，為什麼遲了這麼多天才公布？政府的信息公開仍沒有跑得過公眾的質疑和困惑，難言及格。

SARS過后的這十年中，中國新媒體飛速發展，尤其是微博的發展，更將信息傳播和輿情形成的速度提高了數萬倍。想著十年前的SARS，面對眼下的禽流感，政府應反思：面對4G的民意，政府算得上幾G？（曹林）